城市化網訊 近日,城市化委員會專家委員、北京科技大學教授、經濟學家趙曉撰文指出,隨著看空中國經濟的風聲又起,許多國外金融機構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失去了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甚至有機構認為中國經濟遲早將遭遇“黑天鵝”事件。但是,新一屆政府領導人多次表示,中國經濟將長期保持中高速的增長,不會出現硬著陸的狀況。政府高層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源于何處呢?趙曉分析認為主要有三點:
首先,天量的外匯儲備,使中國擁有強大的抗風險能力。中國現在有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未來經濟一旦面臨硬著陸的風險,天量的外匯儲備就會起到穩定器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一是巨額的外匯儲備使得總供求在更高的水平上實現均衡,進而可以彌補因經濟下行所帶來的國內資金缺口、政府預算不足等問題,或者可以通過“增量注入”的方式支持薄弱環節發展;二是巨額的外匯儲備可以干預外匯市場,穩定人民幣匯率乃至整個國內金融秩序;三是巨額的外匯儲備可以有效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緩和世界經濟調整過程中的外部沖擊,有利于減少因采取緊急措施而對經濟增長帶來的不利影響。
其次,新型城鎮化可以釋放巨大內需潛力,這有利于中國經濟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的順利轉型。2013年末中國城鎮化率為53.7%,還有很大的推進空間和發展潛力。城鎮化對擴大內需有兩方面的積極影響:第一,農民工市民化后,消費習慣的改變可以創造更多有效的消費需求。據測算,農民變市民,消費潛力將增長3倍;第二,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流動所形成對住房、公共服務等基礎產品的需求,可拉動對房地產、公共交通等的投資。國家統計局的一組數據顯示,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可以帶動10萬元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城鎮化率每增加1%便可拉動投資增長3.7%。
最后,倒逼之下的全方位改革所打造的制度平臺將釋放新一輪發展潛力。“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按照經濟學術語,就是“制度變遷紅利”。1949年以來,中國大致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制度轉變:第一次是社會主義改造,主要表現為社會根本制度的轉變;第二次是1978年開始推進的改革開放,主要表現為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如今正在進行第三次改革,即“十二五”開始系統推進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或發展模式轉型,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啟動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和黨的建設“六位一體”的全面改革。如果能夠在改革頂層設計中妥善解決改革的思想阻力與利益阻力,并且形成切實有效的制度平臺,“第三次改革”將有望破除人口紅利、出口紅利、土地紅利的發展瓶頸,產生新一輪的發展潛力。
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質疑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按照他國的歷史發展經驗來判斷中國。趙曉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中有很多特殊性,不應照搬西方的標準來判定。天量的外匯儲備、尚可推進的城鎮化、剛剛啟動的新一輪改革紅利,這些都有利于化解中國經濟成長的各種煩惱。綜合來看,中國經濟仍有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潛力和條件,關鍵的是,我們下一步到底會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