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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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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３０多年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雖然有較大的發展，但是也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工業化進程與城市化進程不相匹配，工業化的發展很快，但是工業化的人口并未進入城市，沒有變成市民，這是造成我國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今后２０到３０年最大的挑戰、最大的課題。
深圳外來人口數量大大超過本地戶籍人口，因此這個問題和矛盾就比較突出。所以深圳應率先在這方面破題，這樣既能解決深圳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尖銳矛盾，又能為全國摸索一些解決問題的經驗。
深圳應該是全國人民的深圳
深圳特區報：您認為深圳特區建立３０年來，有哪些值得總結的成功經驗或令人印象深刻的亮點？
華生：深圳原先只是一個邊陲小鎮，之所以能夠發展起來，一個是得益于改革開放，另一個是得益于全國各地的人才集中到了深圳，這才成就了深圳今天的發展。
深圳給人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敢為天下先的作風和精神。最突出的一個是在開放方面，因為毗鄰香港，所以一些最新的潮流、信息、技術、管理經驗等等，都是從深圳傳出來的；再一個是在市場經濟的探索方面，尤其是在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深圳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另外，改革開放初期的內地比較封閉，而深圳作為特區一開始就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非常靈活，對各地的用人制度、薪酬制度、辦事效率等都有非常大的沖擊和推動。
近些年，深圳的發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成為了一個現代大都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面傾注了很大精力，并且卓有成效，深圳在這方面的發展從全國范圍來說是非常有特色的。
但是，最近幾年，我感覺深圳還是有些“落后”了。當然，這個“落后”并不是指真正意義上的落后，實際上深圳作為我國的沿海城市之一發展還是非常不錯的，但是深圳的發展應當放在國家全局的范圍來衡量。這也是我這次接受采訪的一個重要原因。我想說，對于深圳，不應該用一般城市的發展要求去衡量，深圳不光是深圳人的深圳，深圳更應該是全國人民的深圳。
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了，我國正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深圳要繼續保持作為改革“試驗田”的作用和形象，就需要作出非常大的努力。深圳要明確自己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定位，要明確自己要為我國下一個３０年的改革開放繼續作出突出貢獻，就要做好下一個３０年的規劃，要考慮在目前我國面臨的許多尖銳的挑戰中如何敢為天下先，作為“試驗田”去嘗試一些新東西。
城市化發展矛盾深圳應率先破題
深圳特區報：您曾提出，我國目前最大的結構問題就是城鄉發展失調問題，城市化的畸形發展導致了我國積累與消費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地區發展結構、產業發展結構不匹配等一系列問題，急需進行重大變革。您認為深圳在這場重大變革中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華生：城市化將是中國今后２０年到３０年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過去３０多年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雖然有較大的發展，但是也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工業化進程與城市化進程不相匹配，工業化的發展很快，但是工業化的人口并未進入城市，沒有變成市民，這是造成我國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今后２０年到３０年最大的挑戰、最大的課題。
這個問題是過去３０多年高速增長中留下來的，全國都存在。深圳外來人口數量大大超過本地戶籍人口，因此這個問題和矛盾就比較突出。所以深圳應率先在這方面破題。３０多年前，我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突破計劃經濟的籠子，引入和發展市場經濟，深圳走在了最前面。今天和今后３０年我國最大的國情就是實現城市化。深圳應當在這方面作出探索，創新思路，這樣既能解決深圳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尖銳矛盾，又能為全國摸索一些解決問題的經驗。
土地財政改為稅收財政是發展方向
深圳特區報：您也曾提出，目前的房地產市場面臨著像當年股市中股權分置改革一樣的重大變革，無論是從政策取向，還是制度設計上都應該作出重大的轉變。而深圳有限的土地資源與快速發展之間也存在著突出的矛盾，您能否就這個問題給深圳提出建議？
華生：深圳有限的土地資源和快速發展之間的矛盾相當突出。可以理解的是，一個地方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權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深圳和其他地方不一樣，與其他地方相比，深圳應該更有條件提出新的思路，爭取試點。
一是土地制度的問題。農民進入城市務工占用了一塊地方，但他們原先在農村的土地也依然占據著，這就造成了整個城市土地的總量供應不足。所以，并不是沒有土地，而是城鎮化的制度安排出了問題。
我們現在的一些城市建設基本上沒有考慮外來人口尤其是農民工及其家屬的安居問題。這種情況正是導致土地資源和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因此，要設計好的解決方案，既能保證耕地的數量，又能有效釋放進城務工農民原先占有的土地資源，同時還能兼顧到城鎮化的外來人口問題，從而也就可以解決土地資源不足的問題。
二是土地財政的問題。目前土地供應的“招拍掛”制度出了問題，雖然為政府帶來很大一塊財政收入，但是隨著競拍價格不斷攀升，壟斷性的土地供給推動了房價的上漲，同時，可賣的土地越來越少，被逼著也要轉型。另外，目前的土地收儲制度也有問題。就深圳來說，“城中村”改造就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按照原有模式去改造，業主的要價會越來越高。深圳應當在這方面進行積極探索，改變原來的老路子，這就要求有新思路。
我認為，總體的改革方向是從土地財政改為稅收財政。土地財政改為稅收財政的好處之一，就是城中村的改造不需要政府去強行征地，只需要政府用正常的稅收手段來調節就可以了，因此也就不會出現對拆遷補償不斷加碼以及強制拆遷等一些問題。比如，改變土地的用途為商業用途，政府可以收取土地增值稅，按照現行土地增值稅的稅率，增值２００％的就已經收取６０％，然后還可以再征收個人所得稅，這樣政府的收入并未減少，收取的稅收還可以用來改善外來務工人員的基本保障，減小貧富差距。此外，由于政府并未征收土地，改變土地用途后土地原來的所有者仍然有利可圖，這種做法也就有效地調動了土地原所有者主動進行改造的積極性。總之，土地財政改為稅收財政是未來發展的大方向。雖然稅收制度并非一個地方政府可以獨立完成的，但是深圳可以在這方面提出新思路，積極嘗試，這符合深圳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定位。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深圳特區報：中央提出收入分配制度的調整和改革，我注意到您強調貧富兩極分化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個主要矛盾，您認為深圳在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華生：鄧小平同志曾經反復強調，改革開放的最大和最終的目標，是要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他說，改革如果導致兩極分化，那改革就失敗了。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相當一部分人是真正富裕起來了，但貧富兩極分化在加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是說政府要強行干涉市場經濟中的分配關系，而是要盡量消除人為制造的制度歧視和分配不公。這里首當其沖的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城鄉收入差距是造成我國基尼系數高、貧富分化嚴重的主要原因，這就需要積極審慎但堅定不移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勇嘗重大改革為全國探路
深圳特區報：深圳在下一個３０年里繼續當好改革開放“排頭兵”的角色，您認為應從哪里突破？
華生：前３０年深圳為我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巨大貢獻，而接下來的３０年能否再有更大貢獻，主要看深圳未來進行的改革試驗是否具有重大的全局意義。深圳要借助特區一體化的東風，對一些具有全局意義的重大問題提出新的解決思路，爭當試點，進而將成功經驗推廣到全國，而這也正是特區的意義所在。包括改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加強黨內民主制度建設等等，深圳都可以進行大膽改革嘗試，這樣才能真正無愧于改革開放“排頭兵”的角色。
當然，許多事情需要跨地區、跨部門共同協商，合作完成。如果說只是一般的城市，那么等到中央把解決這些重大問題的政策方針制定好以后照著執行就可以了，而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就要率先為解決這些問題提出思路，作出嘗試，為全國的改革探索方法、積累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