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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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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身份，成都市在2010年就在全國率先推出戶籍改革。其改革方案與全國戶籍改革一樣，農民進城不以犧牲承包地、宅基地等財產權為代價。那么，四年的改革究竟帶來多少人口進入城市，成都又如何解決農民進城帶來的成本投入？
早在2003年，成都市溫江區在全國率先推出“雙放棄換社保”的政策，即農民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政府為其在城區集中安排居住，并補貼繳納城鎮職工同等的社保。農民變身為“市民”。
這種模式是農民以犧牲農村土 地權利作為代價，換取城市的戶口和社保待遇，政府給予農民購置安置房及繳納社保的補貼，當時在全國范圍內十分流行，甚至在四五年前，仍有不少地方在大力推進。
然而，這種模式下政府的投入相當大。以溫江為例，十余年前農民進城的人均投入就達13萬元左右。而按照原先設想，要轉移數百萬農業人口，投入將達數千億元。當時有地方官員就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坦言，這樣的投入政府難以負擔，因此不可能持續推進。
這種做法因其犧牲農民權益以及政府的動機等原因，本身也存在很大的爭議，后來沒有再實行。2010年，成都推出戶籍制度改革，農民進城沒有交換條件，不用交出宅基地和承包地，而且不管怎么遷徙，政府保證已經確立的權屬關系。
這一改革意見提出，“城鄉居民憑合法固定住所證明進行戶口登記，戶口隨居住地變動而變動。”也就是農民在城里租賃房屋居住到一定期限都可以申請將農村戶口遷移到城市，農村產權權屬仍不變。不僅如此，還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失業登記、社會保險、住房保障等制度。
不過，這樣的條件并沒有引來農民的大量涌入。在今年4月召開的“2014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成都市市長葛紅林就表示，成都經過四年實踐，并未出現一些人擔心的農民蜂擁進入中心城區的現象。
當地參與此項改革設計的官員和學者當時都向本報記者強調，成都的戶籍改革不是以推進農民進城為目的，而是為城鄉居民遷移搭建制度平臺。農民進城還是不進城沒有硬性要求，真正是農民自愿抉擇。
城市的生活成本高，城市的房屋價格也讓農民難以承受，農民轉移戶口并不能帶來多大好處，因此，農民進城意愿不強；同時，政府在農村的投入加大，農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持續在改善。
葛紅林分析成都戶籍制度改革后農民未大量進入城區的原因認為，是因為現在成都農民無論生活在城市還是農村，都沒有太大的公共服務差距，長期附著在城鄉戶籍差異上的權利不平等已經有效破除。
在推出改革方案時，成都有關負責人就向本報記者表示，之前已循序漸進地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在教育、就業、醫療和社會保障幾大領域“補差”。比如，實現了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一體化，每年給予每個村20萬元(目前已經提高到40萬元)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經費等。
因此，這位負責人也表示，戶籍制度改革之后成本不會增加很多。而對于農民進城的成本負擔，葛紅林認為，凡是能夠進城并能站穩腳跟的農業轉移人口，實際上通過工作貢獻了勞動力剩余價值、繳納社保和個人所得稅，已經成為城市財富的創造者。總體上講，他們的轉移成本通過勞動其實已經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