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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反腐四大新特點
時間:2014-07-18 08:03:05  來源:人民網  作者:城市化網 

  勢頭不減   徐駿攝

  挪位   徐駿攝

  組合拳   徐駿攝

  中國反腐震懾官場

  ——半年反腐呈現四大新特點

  剛剛過去的2014年上半年,是反腐風暴不斷加速的半年。

  從年初到6月30日,在中央紀委監察部官網的“案件查處”欄目中,有375名官員被點名通報,包括接受組織調查、“雙開”、移送司法機關等。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2013年的全年反腐“戰果”。

  反腐風暴給官場帶來強大震懾,還不僅僅體現在“提速”上。2014年上半年,中紀委反腐敗的速度、力度、廣度、深度,都達到了新的高度。反腐沒有什么“差不多行了”的說法。“宜將剩勇追窮寇”,用反腐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才是這場風暴發展的方向。

  一邊高壓反腐,一邊各項工作有序推進, 對“控制的力度”的有效把控,“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有自信、有能力、有信心的表現。”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認為。

  1 速度創紀錄,半年“戰果”超去年

  2014年上半年的反腐,關鍵詞是“創紀錄”。最直觀的體現,是速度。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上半年通報查處375名官員。這一數字不僅超過了去年全年,而且實現了31個省區市的“全覆蓋”。

  如果在上半年中選一個月作為代表,無疑,最能體現上半年反腐“提速”的,是6月。

  在這個“風暴之月”中,6名省部級以上“老虎”落馬,成為十八大以來打掉“老虎”數量最多的一個月。其中,杜善學與令政策兩名原省部級官員,創紀錄地在2分鐘內連續被通報落馬;6月30日,更是創紀錄地在一天之內,有4名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被開除黨籍。

  除了速度快,落馬官員的職級也比去年要高。6月落馬的徐才厚與蘇榮,是十八大后首次有“副國級”官員落馬,而徐才厚更是首個被查出的中央政治局原委員。

  16名——這是今年上半年落馬的省部級以上官員的數量。這已經接近占到十八大以來落馬“老虎”總數30余名的半數。換句話說,今年上半年的“打老虎”戰果,已經接近去年全年。

  “速度”給人的震撼還不止于此。

  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落馬當天,他的名字還出現在當天出版的省報上。也就是說,前一天還在正常工作的姚,第二天就被紀委帶走。

  這種“毫無征兆”的落馬,同樣出現在時任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身上。前一天還在市內調研的他,根本不會想到第二天就會被宣布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而被組織調查。

  被調查的速度使人震撼,被查處的速度也讓人印象深刻。

  十八大以來落馬的省部級以上高官,從立案調查到“雙開”,平均用時大約5個月時間。今年這一速度也在加快。比如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從2月18日被立案調查,到27日被免職,僅用時9天。而山西省原副省長杜善學、山西省原政協副主席令政策,從6月19日被調查,到6月23日被免職,中間更是只有4天。

  到7月,這一速度就更快了。江西省委原常委趙智勇,從6月3日被通報違紀,到6月10日被免職,7月16日被開除黨籍,一個半月時間內就走完了基本的流程;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原市委書記張田欣,更是在1天之內完成通報、免職過程,4天之內即被開除黨籍。

  據統計,十八大以來,國企系統落馬高管已超過50人。這其中,今年落馬的就有40人。涉及的領域,則包括石油、鋼鐵、電力、運輸、航空、通信等行業。

  2 “新詞”頻現,隱形問題浮出水面

  “通奸”、“小官巨腐”……這些詞在今年出現在了中紀委的案情通報和巡視組反饋意見中,有的開始頻繁出現,并在網絡中“火”了起來。

  對于“通奸”一詞的使用頗為典型。此前,“生活糜爛”、“亂搞兩性關系”、“玩弄女性”等說法屢見于對涉事官員的通報中,但從今年6月開始,中紀委開始頻繁使用“通奸”以代替之前的說法,這個詞簡潔有力,迅速成為網絡熱詞。

  在過去的兩個月中,中紀委官網至少10余次使用這個詞,使得這個詞的影響力日漸擴大。在6月第一次使用“通奸”二字后,中紀委網站專門刊文,引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稱,盡管通奸在一般情況下不能定罪,但在黨紀中屬于有明確懲戒規定的行為。文章由此強調:“黨紀嚴于國法,黨員違法必先違紀。”

  事實上,在過去兩個月中被通報“通奸”的落馬官員,無一例外被開除了黨籍,而這,在《處分條例》中同樣有據可依。

  “中紀委并沒有發明這個詞,但是頻繁用這個詞,明顯表示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比以前更為嚴厲。對于領導干部來說,這是不能容忍的行為。” 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表示。

  在給北京市反饋的巡視意見中,中央巡視組用了“小官巨腐”一詞,直指一些鄉村干部的腐敗。這個詞甫一出現,就引起了輿論關注。在謝春濤看來,熱詞都不是憑空產生的,這說明該問題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北京地區比較突出的現象。

  針對具體問題具體指出,而不用大而化之的說法,也是中紀委半年來用詞、用語的典型特征。例如,在給科技部的反饋中,直言“科技資源缺乏統籌協調”;在給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反饋中,指出干部中“有的利用宗教習俗斂財”;在給復旦大學的反饋中,認為校辦企業管理中“一手辦學、一手經商”現象突出。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偉東看來,這些新詞、新說法的出現,凸顯了這半年來“有腐必反”的特征。這些說法暴露出來的許多問題,都是之前很少為公眾所注意到的,正是因為反腐力度加大,反腐覆蓋面廣,才讓這些新問題浮出水面。

  3 多方合力,宜將剩勇追“窮寇”

  “反腐從來就不只是中紀委的事情,我們始終使用的是懲防并重體系,既要終端的懲治,也要注重關口的預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楊偉東認為,反腐應該是“組合拳”,是一種多部門綜合的機制。

  事實上,反腐的確已經形成了合力,除了來自官方的調查和來自民間活躍的舉報之外,僅在中央層面,就有多個部委、機關參與其中。

  以中組部為例,在對違紀官員的處理和干部管理上,起到了有效的遏制貪官作用。近日落馬的張田欣,就是由中組部宣布其涉嫌違紀被免職的消息。

  而在今年上半年,中組部下發的《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重新定義了“裸官”的概念,并首次明確了5類重點崗位“裸官”需要清理。據悉,這一辦法與近期十多個省份啟動對基層裸官數量的摸底息息相關。值得注意的是,7月14日,中央巡視組向福建省反饋巡視情況時,明確提到廳處級領導干部“裸官”較多的問題,中組部無疑與中央巡視組進行了很好的配合。

  審計署的審計報告,也讓一些違法違紀行為無處可逃。在6月25日公布的審計工作報告中透露,2013年審計人員發現并移送涉嫌重大違法違紀案件314起,這一數字遠超往年;而在審計報告中,涉及“三公”經費的內容有1600多字,為歷年來最為詳盡的一次。

  “中央反腐正在進入一個快車道,這是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必然會進入的加速過程。”楊偉東認為,當下的高壓反腐符合十八大以來的安排。

  在受訪專家看來,“有腐必反”的局面正日漸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的高壓反腐之下,此前一些反腐的“偽規律”——如退休后就可“平安著陸”,紀委不會查自家人,反腐會“適可而止”等,都在事實面前被一一破解。尤其是反腐影響經濟、反腐“適可而止”論以及允許“適度腐敗”論等,都被業內人士廣為批駁。

  針對有觀點認為反腐減緩了經濟增速的說法,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近日特別強調,“所謂反腐敗造成中國經濟增長減慢是個偽命題。”他表示,腐敗常常和政府的過多管制結合在一起,管制會造成尋租,而解除管制減少腐敗機會,使得市場發揮更好作用,對經濟增長有好處。

  “中央反腐的強大震懾作用,使得有問題的人現在惶惶不可終日,我認為反腐就是要一反到底。”謝春濤表示,反腐完全不能“適可而止”,反而應該“宜將剩勇追‘窮寇’”,繼續當下反腐的良好勢頭。

  “反腐要追求的是‘沒有例外’,也沒有什么‘適度’可言,就是要在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對腐敗現象嚴厲查處。”楊偉東認為,接下來的反腐還應持續震懾,不以抓多少人為目標,而是以達到權力的有序運行為追求。

  4 改革提速,營造良好從政生態

  “從現在反腐的速度、力度、廣度和深度來看,我們所說的反腐將用‘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的策略正在奏效。”楊偉東說。

  楊偉東說的“治本”,是指中紀委從去年就已經開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6月30日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的《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方案》,以及之前中紀委的五年反腐規劃,都為反腐做了長期性的制度設計。而其中的一些措施,效果已經開始顯現。

  比如,半年之內,中紀委已兩次進行機構改革,“增效不增官”,增設了4個紀檢監察室與1個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其中,“第五紀檢監察室”,是新設立的專門監督國企的部門,今年國企的廉政風暴與其直接相關;“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則是為解決“燈下黑”而增設的部門。

  同樣收到良好效果的還有中央巡視制度。

  7月16日,2014年的第二輪巡視即將啟動。算上此次常規巡視的十個省區市,十八大以來,中央巡視就將實現31個省區市“全覆蓋”。在以往,一般一輪“全覆蓋”的巡視在一屆任期即5年內完成,現有有望縮短到兩年。同時,在常規巡視之外,中紀委還開創了“專項巡視”的新制度。

  在專家看來,從治標走向治本的反腐,體現得最明顯的,是反腐帶來的對整個政治生態、從政環境的改善。

  “在廉政建設中,除了制度的安排,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為官環境和為官文化。過去,我們有一些為官文化的不良傾向,比如‘小圈子’、‘哥們兒義氣’,下級對上級惟命是從,甚至‘攻守同盟’的關系網等。中央通過反腐,要營造的是一個良好的從政環境,讓官員能專心致志地做事,而不是靠小圈子、靠關系。”楊偉東說。

  謝春濤則表示,一般來看,腐敗案件多發高發的地區,其從政環境或者說政治環境都算不上好。“比如,在有的地方,收紅包可能會成為一種習慣,哪個人不收反而不行,這對干部的侵蝕是很可怕的。所以,營造一個良好的政治生態非常重要。”他說。

  在談到如何改善這種局面時,楊偉東表示,關鍵還在制度建設。

  “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對紀檢體制改革的論述中,首要的就是落實反腐和廉政建設的主體責任,黨委和紀委都要負起這個責任。黨委除了抓經濟、抓生態、抓社會工作外,廉政建設也必須納入主要工作。從前期部署,到主抓落實,再到責任追究,黨委都要負責,這才是‘主體責任’。”楊偉東表示。

  “從政環境改善的效果是長期的。一個地方政治生態清明,就會營造公平競爭的氛圍,誰工作干得好,升遷就會比較快,溜須拍馬、花錢買官就行不通了。如果政治生態差,情況就反過來,為了升遷,就有人跑官要官、甚至買官賣官。營造良好的政治環境,對現在公務員隊伍中的年輕人尤其是有好處的。”謝春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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