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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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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孩子在“留守學生之家”自習。 記者丁國鋒攝
我們身處的時代，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經濟大發展背景下的人口大流動。
據統計，2009年，涌進城市的流動人口群體近2億人，他們以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為主。青壯年流動人口外出打工的原因，固然是為了提高經濟收入，同時，也是為了擺脫家鄉落后的狀態給下一代發展帶來的“天然羈絆”。但因為種種現實狀況和條件的限制，尤其是在目前“城鄉二元”結構和體制尚未打破、城市生活、教育、醫療成本居高不下的情況下，農村青壯年流動人口在奔赴外地時，不得不“撇下”尚處年幼的孩子，這給這個時代帶來了另一個更為特殊的群體———留守兒童。
《法制日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位于蘇北腹地的淮安市，100多萬外出打工人員“留下”了至少超過10萬的少年兒童，這些孩子與爺爺奶奶等祖輩生活在一起，在“隔代監護”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怨父母、恨學校之外，還因為缺乏體制上的關愛，給當地學校、社會帶來了難以承載的新壓力。
在正常的教學任務之外，關愛留守兒童的責任，讓學校承擔了從前難以想象的壓力。把這個群體的孩子，在小學階段管理好、教育好，的確會對他們以后的人生，帶來很多影響
“親愛的媽媽，您在那兒生活還好吧，女兒不在您身邊，您要好好照顧自己。
“三年前，您為了我到外地找工作。三年過去了，女兒已不是那個好哭、好吃的小丫頭了，我已經學會了燒飯、洗衣服、掃地了，這些都是老師和外婆教導我的，請您把心放下來。”
寫下這段令人哽咽的文字的，是江蘇省盱眙縣官灘中心小學六年級一班13歲的陳雪。
在陳雪的身邊，還藏著一封沒有寄出的信，是寫給2年前因病去世的父親的。
“2008年2月21日，是我的生日，但那天我最敬愛的人離開了我，那個人就是您。爸爸，因為這天，我會永遠傷心。在每一個夜里，我都會哭……”
見到這個留守孩子時，記者并不知道她的家庭情況，一句“想爸爸媽媽嗎”，一下子觸動了陳雪敏感的神經，眼淚瞬間掛在了她的臉頰上。記者甚至感到了多年采訪沒有發生過的“手足無措”。
在老師的陪伴和慢慢引導下，陳雪講述了她媽媽外出打工后，她的“留守”生活：“我4歲多，父母就打工了。現在媽媽一個人在外，我就和外婆生活，但每周五，媽媽都會打電話給我，有時候我太想她了，也用學校里電話打給她。”
陳雪如今住在學校。每個周五下午，她可以在校門口坐上公交車，回到10公里外的外婆家，享受一下家庭的溫暖。
“她很懂事，但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家，和其他留守兒童一樣，心理上長期存在著和有父母陪伴的同齡人完全不同的感受。”官灘中心小學工會主席、關工委副主任毛學元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記者了解到，因為村校合并，官灘中心小學有27個班級1348名學生，而留守兒童達到了104名。毛學元對記者說起了3年前令全校老師“出汗”的一件事：
五年級和六年級的兩個孩子，因為想念在外打工的父母，謊稱學校要收150元錢，向親戚借錢后，相約結伴往蘇州去。孩子的出走，急壞了全校教職工，校長派出3路人馬尋找，最后在盱眙汽車站的一個角落里找到了已經睡著的孩子。“老師反復詢問才知道，孩子夜里想爸爸媽媽，哭了好長時間，但到了車站要買票，他們卻不知道父母電話，也不知道具體到哪去。”毛學元說。
據介紹，此事發生后，對留守兒童的管理教育，更加引起了學校的重視。學校專門成立了關心留守兒童工作委員會，并每周一次為學生提供免費打電話服務。同時，建立了留守兒童檔案，詳細記錄家長、監護人的電話和打工地點，還請司法所、派出所同志為孩子們作普法、安全教育報告。
“關愛留守兒童的責任，在正常的教學任務之外，已讓我們承擔了從前難以想象的壓力。把這個群體的孩子，在小學階段管理好、教育好，的確會對他們以后的人生，帶來很多影響。”毛學元說。
留守兒童現象，給學校帶來太多的“負荷”，由此逐步形成的農村中小學教育格局的變化，應當引起更高層次教育主管部門的關注
“我們學校1102名學生，父母都在外的留守兒童有370名，還有近400名學生的父母有一方在外地。”洪澤縣東雙鉤中心小學校長劉兆龍介紹說。
記者翻閱該校留守兒童檔案冊，看到幾乎每個班都有10多名留守兒童在冊，而留守兒童最多的3個班，每個班學生數不超過50人，留守兒童卻有19人。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留守兒童的大量出現，給學校傳統的教學帶來了多年難以承載的壓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流動人口大量輸出地中小學校的教育管理格局。這些學校首先面臨的壓力，來自于寄宿小學生的大量增加。
2002年，東雙溝中心小學還僅僅只有十幾個學生到教師食堂“搭伙”。到了2004年，學校不得不投資20多萬元，建起了學生用的食堂，同時還在當地政府的財力支持下，建了3層樓的學生宿舍，配備了專職的“生活”教師，負責孩子們的起居、日常衛生、健康管理。
53歲的生活教師沈愛飛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學校的6個生活教師分日班、小夜班、大夜班負責男女生各14間宿舍的管理，除了打掃衛生、幫助年齡較小的孩子打理個人生活外，還要負責學生的安全，這是最操心的。
“孩子不能生病啊。天氣熱的時候，夜里9點多，要逐間宿舍關電扇；天冷的時候，要定時逐個房間查看有沒有掉被子。”沈愛飛說，每天在各個環節上都要仔細核對孩子的人數，怕孩子私自外出發生意外，學校還設立了4道崗，校門和保安室相連，每一個人進出都要仔細核對登記。
《法制日報》記者還了解到，在寒暑假期間，為了給留守兒童提供固定的學習生活場所，淮安等蘇北不少縣市已經逐步建立起了延伸到大規模村鎮的“留守兒童校外輔導站”。
“當大多數老師下班回家休息時，我的另一份工作才剛剛開始。”盱眙縣明祖陵鎮留守兒童輔導站教師、大學生志愿者朱玉榮說，她照顧的留守兒童有100多個，而其中最小的、年僅9歲的王興香，如今把她當成了自己的媽媽。
“去年開學，8歲的王興香在輔導站安頓下來，成為年齡最小的一名學生。放學后她一個人背著大大的書包走在操場上，瘦小的身影顯得那么弱小和孤單，讓人憐愛和心疼。”朱玉榮說，“作為生活教師，怎么樣用一個老師的言行，去告訴他們學會愛自己，愛他人；學會承擔責任，獨立生活；學會用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幼小的身軀，擔子不比任課老師輕松。”
留守兒童現象，給了學校太多的“負荷”。盱眙縣教育部門一位工作人員認為，由此逐步形成的農村中小學教育格局的變化，應當引起更高層次教育主管部門的關注。
父母在外地違法犯罪，給留守兒童幼小的心靈帶來的壓力更大，特別是當他們隨著年齡增長，逐步走向社會時，如何引導、幫助他們靠自己所學的知識、技能去“撐起一個家庭”，的確需要相關部門去研究思考
在采訪中，盱眙縣官灘中心小學六年級的吳忠(化名)的故事，引起了記者的關注。
因為多年前和別人發生糾紛，在打架過程中，吳忠的父親殺了人，后被判處無期徒刑。父親服刑后不久，吳忠的母親改嫁了，爺爺奶奶70多歲，都不識字，孩子很小就住在了學校。
吳忠的班主任王開平說，吳忠不愛做作業，常常應付老師，到了五年級，各門功課基本都不及格。“孩子是無辜的，和其他留守孩子不同，他還有一個服刑中的父親。”王開平說，但孩子的本質還是很好的，他有一次給父親寫信，字里行間透露著對父親的思念，希望父親好好改造，將來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我們不能放棄他啊，得給他更多的關愛。學校免除了他所有的費用，每月還提供50元伙食費。現在，吳忠的成績已經有了很大起色，期中測驗都考了70多分”。
王開平說，像吳忠這樣家庭背景的孩子，雖然不多，但父母在外地違法犯罪，給他們幼小的心靈帶來的壓力更大，特別是當他們隨著年齡增長，逐步走向社會時，如何引導、幫助他們靠自己所學的知識、技能去“撐起一個家庭”，的確需要相關部門去研究思考。
“對孩子們的法制教育，哪怕是最基礎的，也不能忽視。”洪澤縣東雙鉤鎮司法所所長李德才對記者說，孩子年齡太小，父母不在身邊，也只有學校和司法機關去共同關注。雖然他們還聽不太懂很深奧的法律知識，但是可塑性強。像“拿別人錢對不對？隨意去游戲廳好不好？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不該做”這樣的認知，還是可以潛移默化地達到教育效果的。
據了解，為了通過提升農村留守兒童的法制意識、權益觀念和自護能力，彌補家庭法制教育缺失帶來的問題，淮安市司法局在該市659所中小學校配備了法制副校長或輔導員，將法制宣傳教育納入課堂教學，基本實現了法制教育計劃、課時、師資、教材四落實。
目前，留守兒童工作從全國到地方還基本處于“無領導機構、無牽頭部門、無職能定位”的“三無”狀態，各地的政策大部分缺乏針對性，停留在口號層面的比較多
“因為隔代教育的原因，很多孩子存在怨學校、恨父母的心理障礙。”盱眙縣關工委辦公室副主任王兆浚說，留守兒童生活失助、學業失教、行為失控、道德失控、心理失衡現象突出。
據《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在中學階段，很多留守兒童受到外界因素的“誘惑”和“干擾”，選擇了“盲目輟學”，在思想、知識、能力十分薄弱的情況下走向社會，成為了“打工二代”，給社會帶來很多新問題。
盱眙縣希望小學校長朱志鋒說，一批年齡很小的外出打工人員，暑期回家就會“圈”走一群中學生。而對這些情況，父母、學校基本難以有效控制，這也預示著對留守少年兒童加強關注的“急迫性”。
采訪中，記者試圖聯系江蘇省有關部門了解目前江蘇省留守兒童工作的最新狀況時，卻遇到了第一個問題：目前江蘇省有多少留守兒童，沒有一個部門能十分準確地告訴記者。
江蘇省婦聯兒童工作部部長苗寧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向記者提供了一份2007年《江蘇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和管理情況的調查報告》，其中顯示：2007年，江蘇省農村留守兒童人數已逾200萬。其中，父母雙方都在外地務工就業1年以上、處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留守兒童達83萬人，占全省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總數的10.7%。而在流動人口集中的蘇南地區，隨父母生活學習的兒童則有近60萬人。此外，基于留守兒童大量增加帶來的問題，2007年僅在寄宿制學校就讀和住宿的留守兒童有25.3萬人，占全省留守兒童總數的30.5%。
“因為留守兒童的數字隨著外出打工人員數量會出現起伏，沒辦法得到一個最準確的數量。這些數據只能作為參考，已沒有實際使用價值。”苗寧說，2007年以后還沒有作出進一步的跟蹤調查和數據更新。
“這主要是目前留守兒童工作還沒有形成相關強有力的體制和機制所造成的。”苗寧對此解釋說，目前涉及這項工作的不僅有黨委的組織部門、宣傳部門，以及關工委、婦聯、共青團等群團組織，還有教育、民政、公安、勞動等具體政府職能部門，但自始至終沒有成立一個組織領導小組，也沒有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牽頭”部門，相關部門仍處于“各做各”的狀態中。
《法制日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留守兒童工作從全國到地方還基本處于“無領導機構、無牽頭部門、無職能定位”的“三無”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有關當地的關工委、教育局以至于學校對留守兒童的工作，也因為缺乏“自上而下”的政策和制度扶持，僅能在當地縣級范圍內，在有限的財力狀況下，為留守兒童的學習生活提供幫助。
而2007年《江蘇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和管理情況的調查報告》分析認為，雖然各地陸續出臺了一些關愛留守兒童的措施和辦法，但大部分政策缺乏針對性，停留在口號層面的比較多，對于實際情況的把握不夠，由此造成了對不同留守兒童的特點細分不夠，致使一些政策制定模糊不清，針對性不強，影響了開展留守兒童關愛和保護工作決策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