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yè)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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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規(guī)定，非京籍兒童在京上學，父母需辦理“五證”后才能辦借讀證。由于條件不符，山東籍男孩軍軍的借讀證明辦不下來。軍軍母親韓女士想到了辦假證、買假章。交易當天，她被派出所當場抓獲。（8月15日《京華時報》）
學齡兒童信息采集5月31日就已結束。即使她辦好借讀證明，軍軍今年也已失去上學機會。徒勞的努力，其間苦澀，公眾當能感同身受。悲劇既成，作惡者誰？警方依律辦事，無可指摘；韓女士私辦假章，也應付出代價……然而，法理維度內無比清晰的責任劃分，在情感層面卻為太多人所不能接受。
在不少人看來，此事對應著“外鄉(xiāng)人在都市”的許多社會命題。比如，大城市的“驅離”機制。所謂“五證”，本就是為控制外來人口涌入；再比如，外地人與都市體系的磨合狀況。
當“涌入者”未能通曉并習慣所在城市的行事邏輯，便注定只能以一副不設防的姿態(tài)，“裸奔”在風險社會中。韓女士的最大不幸在于，她幾乎全然游離在這座城市秩序之外：不知道申請入學的準確流程和時限；不知私辦公章的性質與風險；甚至，不知被抓后怎樣申辯和維權——那些明確的禁區(qū)也就成了暗坑，怎會不遍體鱗傷？
韓的遭遇，絕不只是個體之痛，而是大量城市外來者的共同處境。雖身處城市，但自身認知與行事方式，卻游離于外。對城市的文化體系、生存法則等知之甚少，其后果是他們一方面缺乏利用規(guī)則爭取權益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極度缺少規(guī)避風險、擺脫麻煩的技術手段。故而，只能或孤島般存在，或病急亂投醫(yī)。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將軍軍一家置于高危的都市生活中，卻不曾盡到“告知游戲規(guī)則與維權知識”之義務，多少有點挖坑設陷的意味。畢竟常識是，只有事先充分宣示了“規(guī)則”內容，然后再依照“規(guī)則”管理，才可具備起碼的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