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漸擁堵的杭州,治堵成了一個糾結的問題,《浙江省城市交通管理若干規定(草案)》第17條讓大家看到了限牌的可能,就連杭州中考,也拿怎么治堵來考學生。
作為浙江的首堵,杭州要不要限牌,民意對此持開放的態度,從現實交通壓力看,其實認可的人比否定的人要多,民眾的擔憂并不在要不要限上,而在怎么限上。近如上海,拍賣牌照,結果,鐵牌日貴,成了一部分有錢人的游戲,遠如北京,搖號限牌,錢是不用多交,可是命中率越來越低,民怨越來越多,杭州該怎么限,才能避免落入兩頭不討好的尷尬之中。私家車限了,公車怎么限?新人限了老人怎么辦?而這些問題歸結到一起,就是如何用制度來保證公平,不讓限成為一部分人的樂土,而成為另一部分人的悲劇。
這也是最讓民眾擔心的地方,限牌天生帶著不公平的基因,一紙通知前后,天壤之別的政策,門外是大量的無車族,門里可能有些家庭有好幾輛車,你又不可能讓車多的讓出來,那是別人的私產。那么是不是有一種政策可以平衡這種不平等,比如,市政協就建議,杭州宜采用以戶為單位限購的辦法,從家庭購買第二輛車開始,累進征收高額上牌費用,甚至可以學習香港、新加坡的做法,費用超過車價,用征收的費用補貼公共交通。
對第二輛車征收高額的使用費,這符合多占用的多付費的公共資源利用原則,既保障了家庭正常的路權,也避免了個人權利被過分利用,但這里面仍然有個公平的問題,如果花錢能買來特權,那我想,一些人砸起錢來,眼都不會眨一下的。用征收的費用補貼公共交通,這可以解決一部分公平的問題,但是你又怎么讓大家相信,這錢是用在了治堵上,而不是被一些利益部門浪費掉了?這就需要引入一個補償的機制,這邊多收了,那邊就應該降下來,讓老百姓看到多收的錢用在了哪里。
解決了增量的問題,存量問題又怎么解決?那些已經買了兩輛車的家庭,遵照公平的原則是否也應該納入征收范圍之內?如果時間的先后卻造成了福利的千差萬別,那想讓老百姓理解,恐怕也是一件很難的事。
一項政策如何最大限度地體現公平,這關系到政策本身的生命力和可持續性,也是爭取民眾支持的必由之路。
每一次政策的調整,都是一種利益的調整,調整不好就會傷民心,就會有人罵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