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無意中看到一期關于臺灣詩人席慕容的電視訪談節目,在節目中,她深情的談到自己的原鄉內蒙古的草原、羊群和牧馬,并引申出家鄉、故鄉和原鄉的話題。這是一個既具有淡淡的哀傷,又具有深厚的溫暖的話題,曾對臺灣的音樂、文學創作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并留下很多優秀的作品。在臺灣現當代的社會建設甚至政治辯論中,也時常出現。
在席慕容的詩歌中,除了對地理意義上的原鄉進行謳歌外,還對“記憶的山河”和“山河的記憶”表達過感情。沒有記憶的山河還是山河嗎?沒有山河的記憶還是記憶嗎?據此,提醒我們的是,無論是消失還是建設,只有充滿記憶才有價值。
席慕容的鄉愁是其家族遷徙的伴生物,而今天,我們對中國新一輪城鎮化的討論,恰恰缺少從人口遷徙的角度來思辨,對人從其出生和一直生活的地方告別,來到另一個地方(包括城市和鄉村)后的融入和價值重塑,更是少有關注。所謂人的城鎮化,更多時候還停留在口號上,并實際上被人力資本和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冷酷的經濟學術語所替代。
一個朋友告訴我,自己的孩子生于北京,成長于北京,因為聽不懂家鄉話,而無法和奶奶交流。盡管自己每年還會盡可能多的回到家鄉過年,看望家里的親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也無可避免地逐漸與自己出生并留下了美好記憶的家鄉越發的疏遠了,“而到自己的孩子,那個地方或許真的會變得與他沒有任何關系了”。
我的朋友談起自己的經歷時,似乎還有點憂傷,但是,如果放在人類城市化進程中來看,他和他的孩子在鄉村與城市間的遷徙過程,是再正常不過的一種世代遷徙現象。而且,幾成定局的是,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全球,在完成這一輪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遷徙以后,將超過70%甚至9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只不過,對不同的家庭來講,有的通過一代人就實現了從鄉村到城市的轉移,有的則需要兩代甚至三代,比如,在中國被廣泛討論的二代農民工的問題。
我們如果無法用人口遷徙的角度來審視我們的城鎮化,就無法真正回歸到人的城鎮化這一決策邏輯上來。而一旦回歸到人口遷徙這一城鎮化最核心的觀察角度上來,就必然要求我們認真的思考,在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實現這樣跨地域、跨世代、跨文化的變遷的過程中,他們是如何理解原來的出生之地和生活之地的,又需要怎么在落腳之地重建自己的家園和“記憶的山河”的。
我曾經在自己的著作中,用“回不去的故鄉、進不去的城”這一很具悲情的語句來表達今天生活在城市的農村第一代和第二代人的失落。我也一度對鄉土中國的失落與城市思維霸權的泛濫表達我的不滿,一度認為,對于很多人來講,鄉土中國是中國人唯一的真正的故鄉,我們是一個沒有城市文明傳統的國家,如果,我們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消滅了故園、故土、故山河,那么,我們將失去回到故鄉的可能,這片土地將變成一個沒有故鄉的浮躁之地。
我一度為此糾結不已,但席慕容的訪談和之前的一次臺灣之行,讓我有點明白,或許我們沒有必要陷入一種單一的鄉土主義情節之中不能自拔,為什么不能在城市重建我們的故鄉記憶呢?
心安之處是故鄉。在這場必然發生并充滿普遍正義性的人類城鎮化進程中,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將在這場城鎮化過程中失去的故鄉,在我們的城市中重建。
羅大佑說,花朵,有朝將落土,繼續肥沃這片土地。我們終將要回到故鄉,今天或明天,總有一天,只是,從現在開始,我們不但要守衛一個故鄉,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一個更現代的故鄉,可以在鄉村,也可以在城市。這就是中國城鎮化過程中需要秉承的故鄉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