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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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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隨著沈陽經濟區獲批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消息的正式發布，一個以沈陽為中心，包含了33座新城、新市鎮的城市化進程也將持續展開。未來3至5年內，該區域內的114個鄉鎮的居民將成為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為了推動這一城市化進程，從2010年開始，遼寧省財政每年將拿出2億元，對新城、新市鎮主導產業園區項目給予貸款貼息，每個新城、新市鎮也會明確自己的主導產業。
“建新城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解決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變問題，新城建設完成后，沈陽經濟區的城市化率將由目前的65%擴大到70%以上。”最早提出沈陽經濟區概念的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馮貴盛認為，新城的建設，有利于構建大沈陽都市區，使沈陽經濟區盡早實現城市化。
與沈陽經濟區內的批量新建不同，浙江溫州的“鎮級市”方案，直接將轄區內的柳市鎮、塘下鎮、甌北鎮、鰲江鎮、龍港鎮5個試點強鎮推向了小型城市的發展軌道。
這種以鄉鎮工業為動力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進程，在經濟發達的江浙地區頗為普遍。南京大學黨委書記、長江三角洲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洪銀興將這一進程概括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城鎮化；其次是城鎮城市化；最后是城市現代化。現代化小城市也正是溫州“鎮級市”建設的未來目標。
而在并不具備工業化推力的中西部地區，新城建設則被賦予了雙重功效，一方面是加快當地的城市化進程，另一方面成了筑巢引鳳的金字招牌。河南省政府在鄭州和開封之間傾力打造的鄭汴新區，總面積約2077平方公里，約相當于兩個香港的規模。
根據鄭汴新區總體規劃，近期到2020年，鄭汴新區總人口達500萬人，是目前鄭州城區人口的1.5倍，也遠遠超過了目前鄭州與開封市區人口之和。其中，城市功能區人口430萬人，鎮區人口35萬人，農村人口35萬人，城市化水平達86%。
這個體量龐大的新城承擔了多重使命。根據鄭汴新區總體規劃（2009～2020年）的描述，鄭汴新區的功能初步確定為：科學發展改革試驗示范區，城鄉統籌發展示范區，國家區域性物流樞紐，區域金融中心，先進制造業基地，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核心增長極和改革發展綜合實驗區，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區。
大規模的城市化建設，也正在成為地方經濟的新推手。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城市經濟室主任劉治彥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了通過城市化來進一步拉動經濟增長，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階段。尤其金融危機之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惠及民生等多重目標，都需要通過城市化來解決。
進城與出城
每天下班，在沈撫新城上班的劉劍都會開車或乘坐公司的通勤車回到沈陽的家，如果走撫順與沈陽間的快速通道，他只需要40分鐘。而從原來位于沈陽鐵西的老廠區回到家中，也需要30多分鐘，如果遇上堵車，時間可能會更長。
劉劍所在的公司，員工并不多，只有100多人，目前還主要靠通勤車往返于沈陽和沈撫新城之間。沈撫新城是一個在沈陽和撫順交界處，由雙方共同打造的多功能聚集區，既有生態旅游功能區，也有現代產業與人居功能區。
他所在的遼寧遼重機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產金屬結構件、機械設備加工及鑄件制造的企業。在2008年沈陽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從沈陽鐵西區搬到沈撫新城。便捷的交通和相對低廉的經營成本，讓更多的企業在產業轉移過程中，選擇到沈撫新城安家。和遼重機械一起搬過來的還有其他16家機械制造類企業。
大批企業的到來，正在迅速減少著這里的農村人口。在沈撫新城內的高麗、寶石、宏達、陽光麗景等小區居住的6800戶居民中，70%是附近6個村的農民。據沈撫新城管委會副主任吳建波介紹，如今這些農民都已經完成了身份轉換，享受和城里人一樣的福利。
人口的聚集所催生的服務業需求，為這些新城里人提供了就業機會。搬遷過來的沈陽理工大學應用技術學院就招聘了當地一個村的40多名婦女打工；而新城未來馬路清掃、居住小區的保安就需要4000多人。根據入駐企業需求，舉辦的技術工人培訓班，每年都有七八次。
沈撫新城，對沈陽和撫順來說，同樣是一座新城，卻具有不同的意義。在撫順極力承接沈陽產業轉移，以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的同時，沈陽已經開始了城市化的升級。
沈陽經濟區升級為國家戰略后，沈陽也確立了打造國家級中心城市的目標，期望成為繼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重慶后的第六個國家級中心城市；在產業上，沈陽則要建設世界級裝備制造業生產基地、高新技術、航空產業集群、面向東北亞的區域金融中心。
“城市化本身就是不同規格的城市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魏厚凱認為，在未來的城市化過程中，大城市會向高端化、服務化方向發展，中小城市，則向專業化方向發展，搞一些特色的東西。
健康城市化
擁堵的交通，飛漲的房價，生活成本的節節攀升，城市進程的推進，帶來的并不總是利好。在一線大城市甚至一些二線城市，“大城市病”已經開始顯現。顯然這和城市化提供更好生活品質的初衷背道而馳。而這是在未來的新城建設中需要注意的。
“城市化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在劉治彥看來，真正的城市化，不是將人口轉移到城里就意味著實現了城市化。比如很多新城建設，僅僅是將當地的農民就地轉化為市民，但就業、社保問題卻沒有跟上。這樣的城市化很簡單，一夜之間就可以實現。但這種簡單的空間的轉移，在拉美城市化的過程中，所引發的貧民窟問題、犯罪問題已經非常明顯。
事實上，城市化最終是促使進城者從原來的農業生產方式轉化為非農業生產方式；要具備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喜歡城市的文化，最終在這里安家。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再教育、社會保障、醫療、養老等方面有一系列的措施相配套。
劉治彥認為，“十二五”期間，在轉變發展方式這個大前提下，需要進一步消除城市化存在的制度性障礙，比如戶籍制度，逐漸降低農民進入城市的門檻。
而高昂的生活成本是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的另一阻力。劉治彥認為，“在目前的高房價背景下，肯定會有一個擠出效應。”但市場經濟不能只講效率，還要講公平，需要政府做出一些保障措施。通過保障性住房建設，來支付這種城市化的成本。
一旦障礙消除，中國潛在的城市化人口將會急劇擴大。除了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之外，新一代的農民工們，留在城市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尤其是一些80、90后的新一代打工者，已經不再愿意回到農村生活。他們也是未來城市化的主力軍之一。
城市化的持續推進，除不斷出現的新城外，在一些大城市也會出現“再城市化”的過程。所謂再城市化，是指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各種成本的上升，中心城區人口減少，逐漸向外搬遷。中心城市萎縮、蕭條。政府需要通過新的規劃，來吸引具有更高利潤的企業和產業向中心城區轉移，從而實現城市的再次復興。像倫敦這些城市都曾經出現“再城市化”現象。
雖然北京的中心人口，也開始出現了向外搬遷的跡象，但還并沒有到再城市化的地步。據劉治彥介紹，“目前國內的再城市化主要是城中村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