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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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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瑞士《新蘇黎世報》發表題為《為什么選擇瑞士》的署名文章，其中談到“中國正在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數億農民轉化為城鎮人口會釋放更大的市場需求”。
談到城鎮化，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就是由此帶來的天量投資，這在坊間也引起了一些爭論。在此，筆者不想為現在的城鎮化尋找理由，也不想去批判過分倚重的投資，只是客觀地對近15年來的投資型經濟做一個梳理，探討其究竟反映出了中國怎樣的經濟需求。
對于最近15年的超大投資，這件事情能發生，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個是這么大的投資數字，國家怎么有能力讓其發生？另一個是為何要發生。
第一個問題，必須要從分稅制改革說起。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正面臨著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一個危機時期。當時國家并非不想啟用投資計劃，而是根本沒有能力進行大規模投資——上世紀90年代初，中央赤字達到了歷史極致，甚至因為以銀行資本金填補中央赤字，中國出現了全球罕見的銀行資本金為負的情況。這種情況的出現，與當時中國的體制改革有著很大的關系。
在1980年前后，我國開始實行經濟體制的轉變，規定地方財政每年僅需要向中央交納定額的稅收收入。同時，地方政府以免除企業的稅款等手段將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的成果最大限度的保留在當地。長此以往，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中央財政陷入了嚴重的危機狀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總財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由于沒有充足的財力保障，中央政府的經濟調控能力在當時處于十分弱勢的低位。
中央與地方財政盈余關系的倒掛在1994年達到極致。中央沒有錢，對于地方經濟的調控就處于長期缺失的狀態；而地方財政充盈，卻沒有權利，投資就處于長期缺失的狀態。
恰恰是基于這種背景，中國在改革開放后，一直沒有出現以國家為主體發動的大型投資計劃。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中央直接從地方政府手中回收財政收入，分稅制等于是削地方的權。分稅制在諸多阻力下的成功推行，使得之后中央與地方財政重新回到了一種相對平衡的狀態。
所以中央才有調控能力，才可以推進西部大開發、新農村建設、城鎮化建設等等大局性質的投資規劃。中央有錢了，才有了真正意義上中央財政部，這也是之后能夠連續十數年出臺大規模投資計劃的根基。
有根基并不意味著要推進大投資計劃。大規模投資在拉動中國經濟的同時，其對于產業結構的長期影響，對于消費的反向抑制，以及印鈔所帶來的購買力貶值等問題，一直為學界所詬病。這就到了我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
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大投資路線，恰恰是處于一種退無可退狀態下的必然。
西部大開發戰略起步于1998年，當時的中國在結束了財政上的倒掛問題之后，迎來了第一次由外到內的金融危機的波及。1994年開始，隨著大規模的國企改革逐漸深入，中國迎來了可能是改革開放后最大規模的失業潮。大規模失業帶來的是國內購買力的下降，內需不振下，中國經濟在1994年開始逐漸轉為外向型經濟——依賴進出口貿易。深化國際合作也大概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既然中國要進入這種全球化的節奏，就要接受全球化的影響——無論好壞。恰好1997年中國迎來了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海嘯——亞洲金融風暴。在風暴中，外需對中國關上了大門，緊隨其后的兩年，產能過剩成為了政府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中國政府在新千年之前，面臨著改革開放后最困難的經濟局面。
這種局面的出現，讓投資路線成為必然。一次以國債為主要投資方式的西部大開發，中央就砸下3萬多億資金，直接完成了消化過剩產能和促進就業兩方面的問題。并且在大投資的牽引下，中國當時良好地資本邊際效率，讓社會享受了長達十數年的高速增長。
有了西部大開發的經驗，中央才在之后的數年間，連續推出了振興東北、新農村建設、中部崛起、新型城鎮化等諸多投資主線。與西部開發的背景大約相同，中國在不同時期的大投資，同樣背負著不同時期背景下的必然因素。
2008年次貸危機和2011年歐債危機引發的至今尚未消退的全球性經濟衰退，都使得中央的投資計劃成為了當時乃至現在中國經濟的唯一出路。特別是近年來提出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實際上是伴隨著資本邊際效率鈍化的經濟背景。簡單來說，城鎮化的發展模式，首要的是農村人口的城鎮化。讓農業現代化，解放農業生產力，這背后的一個作用是延緩了人口紅利消退帶來的外向型經濟的受阻，為接下來的經濟轉型、新增長點的建立贏得時間。應當說，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之后的經濟規劃都體現出了中央更具大局觀的發展模式，這種大局觀的確立，恰恰是建立在分稅制改革帶來的中央回收財政大權的基礎之上。
不得不說，面對未來，新一輪的投資思路已經確立，城鎮化也應該是開弓沒有回頭箭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包含了中央政府不斷延續和不斷完善的發展思路。在中國渴求更加全球化的道路上，新的投資模式必然同樣面臨著過去輸入型經濟危機的問題。但是我們從理性、客觀的角度思考，對于任何一個大國來說，崛起之路從來都是機會與風險并存的。正如李克強總理曾多次強調的，中國未來幾十年的最大發展潛力就在城鎮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