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27日發布報告,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261萬人,比上年增長3.9%。(5月28日《瀟湘晨報》)
中國現在的總人口接近14億,而全國農民工總量現在也接近3億,幾乎占到了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一方面,農民工總量多了,說明發展農村經濟和農民發家致富的步子邁得更大了,也更快了,農民改變貧窮落后的能力增強了,農民工融入城市也更普遍了;另一方面,說明由于階層固化現象的日益普遍存在,農民工向上流動的渠道不暢通,貧窮和社會權益代際傳遞,出現了典型的“一代窮世代窮”的不良競爭局面。
如今,面對“拼爹”和“拼權”的盛行,面對官二代、商二代、星二代、富二代對有限社會資源的剝奪,農民工的發展空間被嚴重擠壓,不可避免成為社會競爭和有序流動的犧牲品,形成了事實上的窮二代甚至窮三代,農民工子女仍是農民工,農民工的孫子依然是農民工,三位農民工即使再艱辛地打拼,也頂不了一位在社會上層的人所能夠獲得的國民待遇,農民工不產生焦慮和不滿都難。
農民工高高興興來到城市,戰戰兢兢留在城市打拼,帶著失望離開城市,迎接農民工的已經不是此前那個溫暖的故鄉,城市進得來,留不住,回家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30%左右沒有承包地,30%以上沒有宅基地,八成以上的人不會干農活兒,“亦工亦農”正在成為歷史。在城市依靠頑強的毅力掙扎奮斗數載,但是由于“階層固化”的樊籬無所不在的擠兌,最后卻形成了“融不進城市、回不了故園”的新焦慮與迷茫,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
而造成農民工階層固化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公,讓農民工輸在起跑線上,重點幼兒園,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這些優質的教育資源和農民工很少能夠扯上關系,經濟捉襟見肘,面對不菲的大學學費,多少出身農門的貧困生望大學之門而興嘆,即使普通的教育資源,也由于人為的忽視和歧視,農村孩子總是低人一等,沒有優質的教育,就沒有優質的能力,最后必然沒有優質的競爭力。正如經濟學家厲以寧所言,教育資源配置不平等→能力不平等→就業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生活不平等→下一代不平等……職業世襲化,成果血緣化,好處繼承化,不一而足。
農民工階層固化,是“身份型社會”的寫照,更是社會治理潛規則攪局的尷尬折射,如果國民的向上流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身份、世襲、血緣、繼承所提供的庇蔭和捷徑,那么城鄉一體化、縮小城鄉差別、城市反哺農村和共享改革成果等等就很孱弱,也無以體現文明和公平。英國法律史學者梅因就認為:社會繼替的文明原則是從Status(身份)到Contract(契約)。什么時候,相對于農民工的“身份型社會”弱化了,契約型社會氛圍濃厚了,農民工的階層固化才能有所改善。
近三億的農民工大軍,浩浩蕩蕩挺進城市,但是他們的命運就像每年的春運一樣不安、焦慮和悵然若失,農民的孩子外出當農民工,他的孫子也只好當農民工,這樣的世襲不能再延續了,這種悲催不能再上演了,公平、文明和開放的社會迫切需要更多的“農民院士”、“農民將軍”、“農民影星”、“農民部長”,不能讓“農民工”這個帶有不公和諷喻的詞語再存在下去了。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換一種公平和人性化的認識來看,農民工的總量并非越多越好,而應該少些再少些,讓“階層固化”離農民工越來越遠,讓公平競爭離農民工越來越近,如此,農民工成為新市民,實現城鎮化,才能真的造福農民工,推動新農村建設的文明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