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效率的提高是中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改革及后發優勢是效率提高的兩個主要原因。未來20年,中國還有很多繼續提高效率的空間,但需要通過改革來實現。”昨日,在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的一場小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特聘教授、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朱曉冬如是認為。
“過去30年,中國經濟增長不是靠投資拉動,也不是靠人口紅利,而是靠效率拉動。”朱曉冬提出了一個新鮮的觀點,他進一步解釋說,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是靠投資拉動,因為資本增長速度非常高。事實上,即使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也不缺少投資資本。資本增長率在過去30年里基本與GDP增長率保持一致,資本增長的貢獻率卻遠遠低于GDP增長率。
根據朱曉冬提出的數據模型,投資拉動的貢獻率在早期是負數,在最近10年才“轉正”,但只有1.3%。與此同時,勞動人口增加的貢獻逐漸下降,從1978-1988年的30%降到1988-2009年的8%;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平均是74%,最低是61%(1988-1998年),最高達到81%(1998-2009年)。
“由此可見,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是依賴于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是所謂的效率拉動。”朱曉冬強調稱,“未來仍有很多提高生產率的空間,保持高速增長也必須依賴于生產率的提高。中國的生產率需要再保持20年同樣高速增長,才能達到美國的40%。”
對此,交通銀行高級經理、高級宏觀分析師唐建偉提出了不同觀點。在他看來:“過去30年最大的貢獻率還是資本存量,大概貢獻了六成,全要素生產率20%,我們把勞動力拆成數量增加和質量提高兩塊,數量的增加貢獻率比較低,只有6%,人力資本貢獻15%。”
唐建偉進一步分析:“過去30年,固定資本在GDP占比不斷往上走,過程和城鎮化發展基本吻合。尤其是,最近10年資本貢獻率持續上升,從2009年危機以來,中國推出了4萬億救助政策,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因此,投資確實成為了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
“中國的城鎮化已經基本完成。”海通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補充說,“以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為特征的城鎮化已經到了后期,接下來中國人口流動量依然非常大,這種人口流動量大其實是有利于全要素價格的提高。”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教授費方域認為:“李迅雷提出‘城鎮化基本完成’是指一部分勞動力人口已經從農村進入城市,或者離開農業,另一種解釋是,這部分勞動力雖然進城但沒有市民化,沒有“身份”,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城鎮化才剛剛開始。”
“城鎮化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就業。”申銀萬國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必須通過制度改革,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新一輪的城鎮化。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兼顧廣義收入分配改革,金融市場化和放松規制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