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待用快餐”需要得到各方的呵護、協力與配合。這既是更好推廣“待用快餐”的必要條件,也是培育“待用電影票”、“待用飲料”、“待用書籍”等更多種類“待用慈善”的前提環境。
4月12日,陜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陳里在微博中發起“待用快餐”公益活動。截至17日,已有15家全國各地的餐館加入到“待用快餐”公益活動中。僅在西安,陳里一人就買了15份“待用快餐”。但遺憾的是,對于“待用快餐”咨詢認買的人多、認領的人卻很少,鄭州首家“待用快餐”愛心餐廳提供給流浪者、低保戶等困難群體的50份免費快餐一份都沒送出。(4月19日《京華時報》)
說來慚愧,盡管身在媒體,每天接觸大量信息,但在看到這則新聞之前,我卻壓根沒聽說過有“待用快餐”這回事。這樣的情況不獨發生在我一人身上,詢問身邊的同事朋友,除個別長期關注公益的有所耳聞外,大多不清楚“待用快餐”究竟為何物?這或許能夠部分解釋為什么在一些城市,“待用快餐”無人認領。畢竟,這種“無功受祿”、“伸手吃白食”的做法,與我們的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在缺乏足夠輿論宣傳引導的情況下,很少有人會主動厚著臉上門詢問、討要“待用快餐”。
對于“待用快餐”起步階段的推廣遇冷,公眾輿論需過度悲觀。應該看到,作為一種新的慈善模式,“待用快餐”之所以越來越被重視、推廣,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解決了受贈者的自尊呵護問題。和一些面對面的公益活動不同,“待用快餐”的捐、受雙方由于彼此并不見面,從而避免了受助者“物質獲益、精神受傷”的情況。難怪不少人評價“待用快餐”“傳遞的不只是愛,還有信任和尊嚴”。有理由相信,隨著公共知曉度和公眾接受度的提高,“待用快餐”貧困群體“免費午餐”的作用將逐步凸顯。
至于現階段,首先,相關組織、推廣機構有必要加強“待用快餐”的宣傳力度。一方面,通過各種渠道盡可能擴大“待用快餐”的知曉度,告訴有需要的貧困人群:領取由他人埋單的“待用快餐”并不是件丟臉的事,相反,它是社會愛心和“正能量”的體現,幫助他們克服文化心理上的障礙;另一方面,相關餐廳、飯館應在門口或顯要處貼出“待用快餐”認領標識,以幫助有需要者辨別、認領,減少他們上門詢問、遭遇尷尬的幾率。
其次,餐飲企業、新聞媒體應學會對認領者保持必要的尊重。這種尊重既體現在餐廳服務人員的言行舉止上,也反映在對認領者隱私的保護方面。尤其是后者,如果媒體記者仍像過去那樣,扛著傳遞“正能量”的旗號大肆、過度曝光捐、受細節,甚至蹲點采訪“領取‘待用快餐’第一人”,無疑是對“待用快餐”捐、受分離、保護受助者自尊心機制善意的誤讀,勢必大大影響困難群體的認領積極性,以及該項公益行為的普及推廣。
總之,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待用快餐”需要得到各方的呵護、協力與配合。這既是更好推廣“待用快餐”的必要條件,也是培育“待用電影票”、“待用飲料”、“待用書籍”等更多種類“待用慈善”的前提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