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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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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清晨，微風輕拂。
在送別了老書記吳仁寶的第一個清晨，江蘇省江陰市華士鎮華西村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上午9點，5輛旅游大巴魚貫而入，停在了華西村龍鳳廣場，百余名上海游客在導游的帶領下，游覽著華西村的各個“人造景點”。
“如今再也聽不到吳仁寶書記的報告了，有點遺憾！”在游覽到華西民族宮景點時，帶隊導游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此前在華西民族宮聽吳仁寶作報告，是華西村最知名的“旅游項目”。
斯人已逝，絕唱誰隨？3月18日，隨著85歲的華西村“老當家”吳仁寶因病離世，華西村再次成為上百家媒體聚焦之地。人們在追思吳仁寶輝煌創業史的同時，又為后吳仁寶時代的華西村未來走向深感擔憂。
而這個“中國第一村”近50年來摸索出的農村城鎮化建設模式，到底是中國農村城鎮化建設的樣本，還是難以復制推廣的孤本，更是成為各界熱議的話題。
吳仁寶生前總結自己三大缺點
吳仁寶的一生，有著太多的傳奇。
有村民向法治周末記者介紹，吳仁寶出生在江南吳家基一戶農民家庭。14歲那年，吳仁寶家里突然斷糧，他只好扛起魚網到河里摸魚捉蝦，然后拿到集市上去賣。
之后，他又挑起擔子做起了小本生意。雖然吳仁寶只上過幾天私塾，但他對政治卻非常感興趣。22歲時，他開始擔任華西村支部書記，后來升任江陰縣委書記。從縣委書記位置退下后，吳仁寶返回到華西村，又開始做村支書。到他退休時，他擔任村書記職務已近50年。
在華西民族宮后面，有一個大華西黨員館。館內墻上張貼著華西村黨委成員的家庭成員情況以及各位村干部對老書記和華西村評價的表格。
記者看到，吳仁寶在表格中寫下了如下文字的自我評價。“在80歲時，我曾說自己要干到85歲。為啥呢？我不是為了地位名利。因為我工作中還有缺點，如果不工作，我的缺點就沒有機會糾正了。”
吳仁寶總結出自己的“三大缺點”：一是犯過“教條主義”；二是搞過“形式主義”；三是犯過“官僚主義”。并概括為四個字，上世紀50年代“聽”、60年代“頂”、70年代“拼”，到80年代才“醒”。
如何解釋上述四個字，吳仁寶生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曾作了詳細說明。
50年代是“聽”，上面說的只要我們聽。上面“浮夸風”我也聽了，“浮夸風”的時候我也是積極分子，我也報過一畝地收3700斤糧食。旁邊的一個鄉說， 他收一萬斤，我就說你一萬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實際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還說人家假。后來毛主席召開7000人大會，到那時我才堅決糾正 “浮夸風”。
60年代是“頂”。60年代又有領導來叫我怎么搞、怎么搞，我說我不聽了，領導不滿意，說吳仁寶是驕傲自滿，目中無人，獨立王國。我后來想想不對，明著 頂是要吃虧的，我就想暗著頂。從此以后，不管哪個領導來指導什么，我都當面答應：謝謝領導關心。領導走了以后，不符合華西實際的絕不執行。
70年代是“拼”，拼命大干社會主義，以糧為綱，旱田改水田，兩熟改三熟。農民搞得辛辛苦苦還只是溫飽。
到了80年代，才如夢初醒。
或許是吳仁寶爽朗的性格，使他在工作中結識了很多農民朋友。在其去世后，這些全國各地的農民自發趕到華西，給這位老書記送最后一程。
“‘老書記精神’是中國新農村城鎮化建設的無盡寶藏！”3月22日，吳仁寶追悼會在華西民族宮舉行。就在悼念人群先后步入會堂時，一位男子舉起了一塊印有吳仁寶肖像的自制宣傳牌，向眾人展示。
該男子向法治周末記者介紹，他叫盧鐵英，是甘肅某礦業公司總經理。在看到老書記吳仁寶去世的新聞后，他和妻子連續開了13個小時的車，從甘肅趕到華西村給老書記送行。
“我和老書記在北京有過一面之緣，他的創業史令我感動！”盧鐵英表示，今天在此舉牌給老書記送行，只是表達自己內心對老書記的崇敬之情。
“老書記就像慈父一樣，他始終關注我們落后地區，我們全村人都特別感謝他，所以我作為代表，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貴州省開陽縣川洞村村支書姚家洪歷時兩天，跋涉2500公里，從貴州趕到華西，給吳仁寶送行。
3月22日中午，吳仁寶的靈車圍繞著華西村的道路緩緩前行，各界代表和村里數萬村民聚集在道路兩旁為其送行。
“中國第一村”的輝煌與爭議
華西村位于江陰市東部，相距市區約20公里。村口“天下第一村”的牌匾引人注目，寬敞的馬路、成片的別墅和頗具鄉土氣息的華西金塔，彰顯著這個蘇南村莊的財力。
陪同記者采訪的華西村民曹亮戲稱：“不土不洋，不城不鄉”是華西村在全國村莊中獨一無二的特色。
近50年來，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蘇南小村，逐步發展壯大成實現銷售收入524.5億元、村民人均收入8.8萬元的“中國第一村”，華西村民在吳仁寶的帶領下，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歷程。
1961年的華西村面積不足1平方公里，是遠近聞名的窮村。被“大寨精神”激發起來的吳仁寶，制定了一個15年發展遠景規劃，率領群眾河流改道、田畝重劃，用7年時間人工重造了華西村地貌。
1969年，吳仁寶抽調20人，在村里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開始發展工業。1984年，吳仁寶率領村民創辦的打農藥用的噴霧器廠凈賺200萬元。
而華西村后來被世人所熟識和稱道，始于1992年那個凌晨。被廣為傳頌的版本是，1992年3月1日凌晨兩點多，吳仁寶看到了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報道，和 那時許多能觸類旁通的企業家一樣，吳仁寶嗅到了全國經濟大發展的氣味。于是，他第一次違反了自己堅持的無外債原則，向外借款2000萬元用于周轉，囤積生 產原材料。據傳這種在當時被認為很瘋狂的舉動，為華西村賺了一個億的資金。
此后，華西村的產業可以用多元化來形容，倉儲、服務、旅游、金融等全面開花。1999年，旗下公司華西股份正式登陸資本市場。2011年，由華西村村民 每戶出資1000萬元，籌資30億元建起的72層328米高的“空中新農村”龍希國際大酒店，又一次彰顯了華西村雄厚財富。
但是，華西村在創造經濟神話的同時，其管理模式卻受到了外界的質疑。
有媒體披露稱，華西村已成為吳仁寶家族控制的企業，而吳仁寶4個兒子可支配的可用資金占華西村資金總量的90.7%。
在今年3月21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海燕回應稱，老書記(吳仁寶)全家在華西集團的股份連一個零頭都不到。
針對吳家多人在村黨組任職的情況，孫海燕解釋說：“華西村黨組班子一共110多人，你們數數吳家人才占多少，根本不算什么。”
華西村一貫奉行一套頗為獨特的“多積累，少分配，少分現金，多記賬入股”的約束法則。如果離開華西村，村民股金和福利會被全部取消。
外界認為這種管理模式是限制村民正常流動的強制手段。但法治周末記者調查時發現，在歷經數十年后，華西中心村村民對這種“約束法則”已習以為常。
飽受質疑的還有華西村村辦企業的工作時間，按照華西村的規定，村民沒有周末休息，外出均得請假，此舉被指違反了勞動法。
華西一村村民廖日純向法治周末記者證實，村民在工廠每天必須工作8小時。“因為我們是農村，不是國有企業，所以沒有周末休息日，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對于每天超長的工作時間，從河南許昌來華西村汽車座椅廠打工的曹大姐直呼“受不了”。“廠里說是每天工作9小時，實際上有時長達16小時，不停地加班，所以我干了兩年就辭職了。”
“山南錢莊、山北糧倉、中間天堂”……一塊巨大的宣傳牌橫跨在通向華西村口的公路上。
以華西中心村為中心，帶動周邊村迅速走向城鎮化，把華西村的產業做大做強，曾經是吳仁寶的宏偉夢想。周邊村也想靠著華西中心村這棵“大樹”早日脫貧致富。所以，當華西村并村計劃實施時，阻力并不大。
從2001年到2004年，短短3年間，經過8次合并，16個周邊村先后加入了華西村。曾經只有0.96平方千米、1520個村民的華西村，現在有了30平方千米的面積和5萬人口。
但并村10年以來，中心村和周邊村鬧矛盾的消息不斷被傳出。一些周邊村的部分村民認為，村子兼并后，他們的生活變化并不大。
現年60多歲的繆芳原為砂山村村民，2004年3月，砂山村并入華西村改名為華西六村，該村8000多畝土地，被改造成了萬畝溫室蔬菜園。
“并村時，老書記派人給我們送來了蘋果、花生、糖，光瓜子每人就送了5斤，連小孩都有份。”對于當年并村時喜慶的一幕，繆芳記憶猶新。但這些物質供應大概持續了3年時間，便沒有了。
繆芳透露，現在村里面每人每年提供1020元的口糧款。上了60歲的老人可以得到每月180元的補貼，加上其他補助每月360元左右。但這點資金對她來說遠遠不夠。
“我有支氣管炎和高血壓，每天吃藥要花20多元，這些補助遠遠不夠。現在老伴雖然已經65歲了，但還得去外面做點事，幫我賺點醫藥費。”繆芳坦言，現在最擔心的是老書記吳仁寶去世后，以前的待遇還能不能繼續享受。
“不過，老書記確實是個好人，以前也吃過不少苦，他離世后，我也去悼念了他。”對于吳仁寶曾經的幫助，繆芳念念不忘。
華西三村的曹成在并村后，因不習慣上班時間的約束，開始在華西村開起了黑出租車。
“并村后，村里雖然保障了溫飽問題，但每天不出去跑一下車賺點錢，生活還是有壓力的。”曹成對記者說，華西村開發旅游項目后，自己每月跑黑出租車可賺到3000多元。
“華西模式”推廣或遇法律障礙
走在華西村中，從“華西村商場”到“金塔商場”，再到路旁的“五亭風味館”，每個村辦商店名字后都無一例外加注上了“集體經營”四個大字，這是華西村村辦企業的一大特色。
同時，和其他景區個體工商戶和游客討價還價的景象不同，走進華西村村辦商場，售貨員只是平靜地坐在旁邊等待顧客挑選商品，而不會主動鼓動游客來購買。
“我們是外地來這里打工的，商店是村集體經營，商品不能講價。賣多賣少對我們的收入影響不大。”華西村商場一位營業員對法治周末記者說，雖然算不上是吃“大鍋飯”，但在這里他們沒有銷售商品的壓力。
據媒體披露，吳仁寶自上世紀60年代擔任華西村黨支部書記以來，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經營管理之路：集體所有成了最大的特色。
吳仁寶去世后，有媒體認為華西村近50年來探索出的城鎮化建設，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城鎮化樣本。
但也有經濟學家指出，華西村放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開拓條件、開放環境這樣特殊的時期，也許適用，但若是放在社會化進程來說，背離了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化方向。
“華西村的成功既不能成為一種模式，也不能廣泛適用和復制，對城鎮化來說更無意義。”經濟學家說。
法治周末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工農一體，村企一家”，用工商業掙來的錢補到了農業和農村曾被學界總結為“蘇南模式”。因該模式最具有社會主義因子而在 眾多的模式中脫穎而出，被深入研究和重點宣傳，華西村就是“蘇南模式”的典型代表。這種模式在上世紀90年代初還被稱為“最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普遍意義的 農村工業化樣板”。
浙江大學教授毛丹曾撰文分析說，樣板意義上的“蘇南模式”，以權威的“三為主、二協調、一共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即：集體經濟為主、鄉鎮工業為主、市場調節為主，城鄉經濟與兩個文明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毛丹介紹，在村社區建設上也是如此，以集體經濟即社區所屬的企業投入為主的社區建設方法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并形成了建設新型村鎮必須依靠集體經濟的共識。但隨著鄉鎮企業普遍轉制，農村工業、農村經濟事實上進入了一個后鄉鎮企業時期。
在后鄉鎮企業時期，“以工補農”城鎮化建設模式的推廣或遇法律障礙。
毛丹認為，按照鄉鎮企業法規定，鄉鎮企業應履行支農義務。但轉制以后按公司法轉制企業，可以不再向社區組織上繳利潤，這樣村社區的基本建設和農業發展必 然受到影響。“在經歷了產權制度改革以后，要原封不動地保持傳統鄉鎮企業對村社區的支持方式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從各地的實踐看，農村的村、企、政三方實際上都已經感受到用鄉鎮企業時期以工補農原則和處理辦法，完全不能有效面對后鄉鎮企業時期的實際情況。”毛丹 表示，村、企、政三方如何協同解決村企關系，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這些區域的村治、企業發展以及政府工作中的基本命題之一。
“中國第一村”摸索出來的農村城鎮化建設模式，到底是中國農村城鎮建設的樣本，還是難以復制推廣的孤本，雖然目前尚無法作出定論，但有專家認為，華西村發展軌跡對我國推行農村城鎮化建設，還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應要求，文中村民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