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大以來,李克強在多次重要會議上不斷向外界傳遞改革決心:從“改革是最大紅利”到“城鎮化是擴大內需最大的潛力”;從改變會風、提倡官員脫稿發言到“把食品安全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衡量標尺”;從“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到“抓住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一系列改革主張,徐徐推出。
有觀察人士評論說:李克強提出的“把優化頂層設計和尊重基層首創精神結合進行”,首度回應了近年來社會各界對改革方法和路徑的爭論。這一改革方法論,也凸顯他一貫的務實作風。
當前,中國的發展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又面臨諸多風險。改革開放已進入深水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正值攻堅階段。作為新一任中國總理,李克強將如何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問題和風險,引領中國深水區改革?他將會成為怎樣的一位總理?他的過往經歷和近期一系列的部署,讓人們對他充滿期待。
漸露風格
從傳統的分工上看,國家的大政方針和黨務、軍事工作由黨的總書記負責,總理則主管行政和經濟工作,管理國家經濟事務。
在不少北京政治觀察人士眼中,以十八大后陸續出臺的政策來觀察,“習李配”已顯示出既分工明確,又相互呼應的特點。從二人的政策互動中,皆能洞察出李克強個人的執政風格。
目前社會上熱議的李克強主導的這次機構改革,就體現了他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務實果斷的能力,就連不少西方媒體也稱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根據3月10日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國務院組成部門將減少至25個。按向大會做說明的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的說法,這次大部制改革,要“著力解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真正做到該管的管住管好,不該管的不管不干預。”
以本次大部制改革中被撤銷的鐵道部為例。長期政企不分,使得鐵道部既是行業的主管部門,又是行業中的商業主體,而且是壟斷性的唯一主體。當權力不受制約,必然滋生貪腐,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正由此鋃鐺入獄。
分析人士認為,政府機構組織的重組只是開始,未來的政府改革將更加注重完善制度機制,最終形成權界清晰、分工合理、權責一致、運轉高效、法制保障的職能體系。
治大國如烹小鮮。從實操的風格上看,“習李配”在設計改革動作時,均選擇“小切口”進入“大問題”。比如,從改進作風的“八條規定”入手來推動反腐;又比如,選擇“營改增”來深化財稅改革和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這樣,既不會從一開始就帶來大的動蕩,又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反映出二人的政治智慧,這也與二人皆擁有豐富的基層執政實際經驗相關。對于更為復雜的問題,例如牽一發而動全局的金融改革問題,并沒有立即進入議程,而是“緩圖之”,等待人員、機構調整到位后,再選擇合適的時機。
另外,有不少觀察人士發現,善于發動輿論為改革攻堅做準備,是“習李配”的一大特點。比如,十八大后的“網絡反腐”基本做到“露頭即打”,既震撼了貪腐官員也為下一步的反腐行動聚集了民意。還有,當醫改觸動利益集團核心利益時,李克強團隊持續啟動輿論攻勢,以民意化解反彈壓力。
三大方法論
十八大會議閉幕后的第6天,李克強主持召開“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
這次會議上,李克強提出的“改革紅利論”,被外界認為是深化改革的動員令,一度引發熱議。但在了解中國政治運行機制的資深人士看來,更重要的是,能從此次會議中管窺出李克強的改革方法論。
在談到改革方法時,李克強說,進一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既要搞好頂層設計,又要尊重群眾和基層的首創精神。”我國國情復雜,一時看不準、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選擇一些地區和領域開展試點,以點帶面,并有及時調整和糾錯的機制,在探索中“排雷”和清除“荊棘”,這是一種好做法。
李克強鼓勵11個已獲國務院批準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地區,要繼續在統籌城鄉發展、建設“兩型”社會、推動新型工業化、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財稅金融體系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當好改革實驗的“偵察兵”、“先遣隊”,為改革攻堅提供新鮮經驗和實踐標桿。
深化改革,千頭萬緒,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李克強強調說,要化繁為簡,突出重點,“積極尋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突破口”。找準了突破口,就會事半功倍。
而這個改革突破口,就是十八大報告中提到的“轉變政府職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與社會的關系”。李克強表示,經濟領域要更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社會領域要更好地利用社會的力量,包括社會組織的力量,把應該由市場和社會發揮作用的交給市場和社會。這也是改革的方向。
為了最大程度減輕改革阻力,李克強說,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預期上作調整,同時穩妥推進存量利益的優化,調整改變預期利益,更加注重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應有利益。
城鎮化總抓手
作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國的總理,面對種種矛盾與困難,李克強的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須選擇一個總抓手作為推進全面工作的重中之重。
從其近年來對城鎮化的論述來看,李克強事實上已將城鎮化定位為當前各項經濟發展事業的總抓手。
實際上,李克強早在其博士畢業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中,就已開始思考中國的城鎮化發展路徑。
2012年9月7日,在中央組織部、國家行政學院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干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學員座談會上,李克強在講話時指出,“協調推進城鎮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選擇”。他再一次重申他之前一貫的觀點——“城鎮化是我國最大內需潛力之所在”。
李克強說,城鎮化的過程是農民轉為市民的過程,這意味著消費觀念的更新和消費結構的升級,意味著巨大消費潛力的釋放。目前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1倍左右,人均消費也是農村居民的3.1倍左右。如果一個農民真正成為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費至少將擴大到3倍以上。
因此,從需求角度講,城鎮化有利于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而從供給角度講,城鎮化有利于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李克強表示,城鎮化不是簡單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張,更重要的是實現產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等一系列由“鄉”到“城”的重要轉變。
隨后,李克強還在其他場合進一步論述城鎮化問題。他在一次會議時指出,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除了應“注重提高城鎮化質量”外,還應“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和布局,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集約發展”。同時,“努力為農民工及其家屬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使農民能夠轉為市民”。
在這之后,“新型城鎮化”漸成輿論追捧的又一個改革熱詞,并最終出現于201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官方表述中。由此引發社會各界對中國未來城鎮化路徑抉擇的廣泛討論。一些學者發現,十八大報告中實際上已經暗含著對城鎮化“新型”道路的指引,即:在堅持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的基礎上,還要更加注重“信息化融合”和“生態文明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講話中提到的“集約、智能、低碳、綠色”八個字,被普遍解讀成對新型城鎮化“新”的釋義。
在李克強看來,未來推進新型城鎮化,必然要觸及一系列重大改革課題。比如征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以及資源環境的制約因素,等等。對這些“重大問題”,都要“深入研究”。因此,只有把城鎮化的“潛力”,與改革的“紅利”結合起來,才能將當前的各項改革統籌起來,最終釋放其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巨大能量。
分析人士認為,李克強的新型城鎮化主張,顯然已突破了傳統的改革思維定式。而自十八大至今,“改革”已經首次超越“增長”,成為新一屆領導層部署未來經濟工作時的首要側重點。李克強在重要場合多次表達“改革”決心,表明他面對新環境、新課題開創新局面的想法。李克強正式接任國務院總理后,他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革新”將會更加清晰地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