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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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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村莊
灑下一杯祭酒之后，人們在古老的吟誦聲中殺牛宰肉，刷好一口口辦酒席用的大鐵鍋，背來一簍簍柴火煮開苞谷酒，給新郎穿戴上鮮艷的新衣新帽，怒江邊云霧中的傈僳族小村莊正在舉辦小伙子木扒的婚禮。怒江河對岸的新娘正坐溜索橫跨奔涌不息泥沙俱下的水流去過門，她越滑越遠，留下不肯離去的阿媽坐在岸邊抹眼淚。送親的隊伍走在懸崖上鑿出的棧道上返家，“客人請別走，再玩一會兒吧，你們走了，我們就玩得不開心了”，男方家的接親隊伍歌聲回響在山谷和農田間。這是劉杰導演的電影《碧羅雪山》的開頭。這部反映云南怒江傈僳族生活的電影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紐約中國電影節、悉尼中國電影節都得到了極大肯定。
這樣的少數民族婚俗場景卻毫不生分地讓我想起，六姑出嫁時坐在爺爺家木房子里唱著哭嫁歌，眾親戚應和唱答了一整天，七姑出嫁時我和表兄弟姐妹們搶著給新娘子打傘，藏新郎家鑰匙。僅僅是十幾年的時間，這一切都變了，表哥表嫂掛在床頭的結婚照穿著西裝和婚紗，再也沒有人唱著哭嫁歌出嫁，婚俗的儀式一減再減，打麻將是最大的娛樂項目。
這樣的改變僅僅只是在十幾年間。
2001年，我國在“十五”計劃綱要中首次提出實施城鎮化戰略。截至2011年，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1.27%，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達到6.9億人。至2011年末，中國共有657個設市城市，建制鎮增加至19683個。全國共有30個城市常住人口超過800萬人，其中13個城市人口超過1000萬人。
作為城市的對立面，村莊的消失也相當地驚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在公開場合指出，據國家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有360萬個自然村，到2010年，減少到270萬個。10年內，90萬個村子消失了，相當于每天有將近300個自然村落消失，而這些自然村中包括眾多文化歷史悠久的古村落。他說，但是從來沒有村莊史，所以消失什么樣的村莊，從村莊中消失了什么，沒人能知道。
如此巨量的村落消失原因是多方面的。馮驥才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城市擴張和工業發展突飛猛進，一些農村確實自然條件艱苦，大批農民入城務工;二是城市新的生活方式吸引了愈來愈多年輕一代農民定居;三是城鎮化。城鎮化是政府行為，撤村并點力度強大，是直接導致近10年村落急速消亡的最主要緣由。
“城市化、城鎮化是鄉土文明被毀壞的過程。”著名三農問題專家、中國鄉村建設規劃設計院院長李昌平分析，這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最近幾十年，主流價值觀認為農村文明、農業文明是沒有價值的，落后的。農村傳統代表著封建、落后和愚昧，不是先進文明，應該被“化”掉。這樣的價值觀主導了消滅農村和農民的行為。
城鎮化的變遷使劉杰需要到更遠的地方去為電影《碧羅雪山》取景。2009年春天，劉杰發現怒江沿途民居有了很大改變。傈僳族歷來的民居都是千腳落地的竹樓，地板是竹編的，房頂是茅草的，冬暖夏涼。據說后來某個領導去視察后說：“新中國成立多少年了?我們還住著茅草房?!拆了!”當地沒有建材，只好把竹樓改成石棉板蓋頂、灰渣空心磚壘墻的刺眼白房。
某位部級干部也遭遇了城鎮化的情感創傷。他告訴李昌平，回鄉后看到面目全非的故鄉，跑到祖宗墳頭去哭了一場。當地官員安排接待用餐，他沉默了一下午沒說話，最后說：“我還吃你們的飯?喝你們的酒?我殺你們的心都有!”
還來不及吸取三十年城市化磨滅城市記憶、城市情感，最終造就“千城一面”的教訓，城鎮化浪潮已經像海嘯一般卷地而來，襲向鄉村。
晴耕雨讀、解甲歸田、葉落歸根、“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中國人最詩意和溫情的生活方式永遠無法離開鄉村田園背景。而現實是“美麗鄉村”已成概念，“千瘡百孔”才是現狀。工業品下鄉、遍地垃圾、土地有毒、河流污染、癌癥村頻出，婚喪嫁娶的儀式、各種節日傳統不斷簡化消失，教育和生活分離，學生們知道北京天安門有什么，卻不知道家鄉有什么。農業比較效益一直下降，農民紛紛出外打工，農村里只剩下小孩、老人……
李昌平說：“更重要的是經過這么多年主流文明對農村文明的歧視，把農村人的文化自信消滅掉了。我們本來可以在低耗能低消費的農村生活方式下生活得很幸福，但為了追求所謂的現代農業，我國占全球7.8%的土地使用了全世界35%的化肥。我每天在北京的消耗是我在農村父親的50倍甚至100倍，這樣的大城市發展模式真的可靠嗎?如果能多一些對家鄉的認同，多一些傳統農業文明中對環境、資源、人和生產方式的反省，而不僅是為了一點小錢，農村環境也不至于破壞得這么厲害。”“‘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村落，中華文化如何依存?”馮驥才沉痛地說。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傳統村落的保護和發展。2008“5·12”特大地震中，大禹故里——北川縣禹里鄉得到了格外重視，馮驥才對溫家寶總理說：“需要重視的何止一個大禹的故鄉!我們中華民族怎么能沒有這樣的村莊?”據說，溫家寶總理為之動容。
李昌平也認為承載中國傳統文明的根在鄉村，這里的村落、庭院、池塘，可持續的農業方式、生產生活方式為中華文明提供了營養。而現在祠堂、祖墳、禮儀沒有了，所謂的“發展”更像一場破壞。“我們幾千年的文明用什么承載?只用紙嗎?沒有了環境，文明還存在嗎?我們精神層面的家在哪里?”他提出了一系列疑問。他認為，除了文化的意義以外，村莊文明還有生態的意義，生活方式上的意義，低耗能低消費的鄉村生活方式是符合后工業、后現代社會倡導的“節能環保”理念的。“一些傳統價值觀在未來會成為主流價值觀。”他說。
“不要只為看得見的東西而失去看不見的東西。”馮驥才說，民間的口頭文學、民間記憶、鄉規鄉俗、地方精神這些扎根于村莊中無形的文化積淀了民族的精神、道德觀，也保存了最深的地域多樣性。他特別強調：“比這更深刻的事就是少數民族文化。這大部分是沒有文字注入的，以非遺的方式保存。如果沒有這些村落，這個民族的特征也就消失了。中華民族既然是大家庭就必須保護少數民族的文化。”
去年年底，馮驥才帶領隊伍從貴陽西南紫云等六縣交界的麻山地區整理出了當地口頭流傳的苗族史詩《亞魯王》第一部，共10819行，其文學價值堪比中國少數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詩：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蒙古族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而對于浩瀚的鄉土文明來說，這僅僅是其中之一。2006—2010年，僅國家和省這兩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就評選出9000多項，其中絕大多數都保存在村落里。
現代與傳統的路口
發源于唐古拉山的怒江奔涌而來，碧羅雪山與高黎貢山隔江夾峙，住在大山里的傈僳族出行的唯一辦法就是溜索，將自己系在一根纖細的鋼索上，利用高度的落差滑向對岸，祖祖輩輩都是如此。這時常成為影視劇中的奇觀。在小說《碧羅雪山》中，敢獨立過溜索幾乎是傈僳族人的成人禮。但其實溜索是很危險的，尤其江水上漲的時候，有時溜索的人位置過低，一旦碰到江水，巨大的沖擊力就足以把人卷走。
所以影片中的村民一直盼望著能搬出去，此時木扒因為偷剝了國家保護植物紅豆杉樹皮而被抓。為救兒子，木扒的父親三大坡要把女兒吉妮嫁給村里的混混阿達換取彩禮。吉妮偶爾聽到青梅竹馬的戀人迪阿魯說如果熊咬死了一個人，政府會賠償4萬元。在出嫁的清晨，她盛裝打扮，離開村子找到熊群，消失在了煙霧迷茫的大山里……
拍電影的人和電影中的人一樣困難重重。為了拍影片開頭的殺牛，劉杰向村里人買牛，但全村沒有一戶人家肯把牛賣給攝制組，只能到外面買后再拉回村里。在全國任何一個農村，花50塊錢能很容易地找到群眾演員，但是在那里不行。原定演老祖多利拔的老人聽說劇中角色以熊為祖先死活不演，因為在村村有教堂的丙中洛，他們信仰自己是上帝的孩子。這些演員沒有現代社會的職業感，如果心情愉快，天氣合適，他們就演一演，不過說不定明天他就不來了。導演無法拿任何東西威懾他們。最后飾演老祖多利拔的演員積阿迪接到演出報酬時說：“我活了八十多歲第一次見到一百塊錢的鈔票。我從出生到現在從來沒有吃過一滴油，但從來沒有病過。”在這么一個對錢的數量沒有概念的村莊中，如果拍到一個老鄉家門口，很可能他一開口就找你要500塊錢，但這件事卻可以用兩塊錢的一瓶酒搞定。
劉杰說：“在這樣一個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方，當地村民對錢是沒概念的。當您想去用錢解決一個問題，不一定是你經驗中的一個數。其實你跟當地人不在一個體系之中，他們在離商品社會比較遠的那個體系之中。”
銀幕上多利拔往竹筒里放苞谷子，他說：“一顆苞谷就是我一天的日子”，孫女阿婭總是偷偷地倒出苞谷，直到被發現時哭著問爺爺：“竹筒里的苞谷裝滿了，你是不是就要離開我們了?”多利拔說：“日子過去了就回不來了。”
這樣一個我們曾經很熟悉、現在很陌生的非商業化鄉土社會中隱藏著一種令人懷想的溫暖。我問劉杰，影片中這種對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懷念是他自己的還是當地人的?他大笑之后，輕輕地說：“是我自己的吧。”其實那一刻我們都有一點想哭。他說：“我是很傷感地看他們的處境，但是還是懷念這些即將失去的東西。”
影片結尾，面對云霧繚繞的群山，多利拔老人只留給觀眾背影，他向山林深處的神靈祖宗禱告：“神啊，祖宗啊，請保佑吉妮，她是愛你敬你的人。神啊，祖宗啊，原諒木扒吧……”這一次，固執的他終于同意離開，這個傈僳族部落告別祖祖輩輩居住的村子，整體遷移。
劉杰說自己在影片中表達了“我的困惑，個人的憂愁”，一方面是現代文明不斷蠶食著古老的傳統，一方面卻是不適合人生存的自然條件帶來的現實的貧困艱苦生活。外部環境在改變，現代生活方式和傳統生活方式發生了矛盾，老人想守住傳統，但同時現代化也并不是沒有帶來任何好處。在年輕的一代里，傳統的東西弱化了，他們充滿了對外面的向往。
馮驥才問過一個城里的農民工：你外出打工這么辛苦，為什么不回家種地?他說，回去很受罪，最怕夜里上廁所。城里的廁所在樓房里面，但在農村，上廁所得從熱炕頭爬起來，大冬天里穿過院子蹲坑，屁股凍得跟冰鎮西瓜似的回來。
馮驥才說，村落不僅有保護問題，還有發展問題。農民有享受現代文明的權利，要想村落保護得好，一定要發展得好。不僅要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也要考慮生活發展。
影片《碧羅雪山》的男主角迪阿魯既是傳統的繼承者，也是傳統的受害者。他深愛著吉妮，但在哥哥和父母外出打工多年未歸后，村中德高望重的薩滿多利拔卻要孫子迪阿魯依照傈僳族的傳統娶嫂子阿南恰，撫養小侄女阿婭長大成人。最讓迪阿魯煩心的是傈僳族供奉的祖先——熊。多利拔訓導族人要敬重熊，政府和NGO為了保護生態禁止獵熊，但附近山上的黑熊時常來村里毀壞莊稼，咬死牲畜，迪阿魯這個村民小組長既要宣講國家環保政策還要跋山涉水去鄉里索要賠償，在多重張力下疲憊不堪。
從電影《馬背上的法庭》開始，劉杰一直致力于探討中國農村社會三軌并行的現狀，德高望重的宗教首領、幾大家族湊起來的管事人、行政層面上的村干部這三種力量共同作用于農村治理，但哪一種力量都無法完全占領上風，最終在爭奪與妥協之下達成某種暫時的微妙平衡。
“今天的鄉村社會是自治社會，沒有共同體，猶如一盤散沙。”李昌平說，從社會學角度去講，1949年以前是鄉土社會，是家庭共同體社會，個人依附于家族。1949年以后，按照地緣、水源和業緣建成了村社共同體。共同體有兩大特征：一是有共同產權、財權、事權和治權，四權統一。產權、財權支持事權、治權，后兩者反過來鞏固前兩者。比如村民在集體所有制下發展集體經濟，用集體財產修橋補路、技術推廣，村集體可以調解糾紛、制定規章制度、結平衡債、搞選舉。二是經濟、政治和社會三位一體，同時具有經濟、治理和建設功能。不僅發展家庭經濟、社區經濟發展，同時還負責社區建設和治理。
“在市場中，共同體是個強勢主體。全國保存了共同體的村莊在市場經濟下都發展得很好。沒有共同體，農民就會淪為‘市場賤民、政治平民和社會流民’。”他說，有了共同體，新農村建設的水利、房屋建設，農業現代化都可以自主進行，不需要開發商參與，沒有共同體，什么事也做不成。共同體必須要有經濟基礎，必須把處于經濟核心位置的金融給共同體，發展內置金融。
對本土文化價值的重新認識
NGO在保護鄉土文明上是一支活躍力量，但是影片中外來環保NGO只關注熊而不保護人的做法引起了村民的極大憤慨。劉杰說：“我并不反感NGO，世界上需要有理想傳播者，但是不要帶著我要保護我們家后花園的想法。我們自己在城里把環境破壞殆盡，然后跑到那兒說，你們千萬別開汽車污染環境。除非你們跟別人換，把人家換到上海來住。”
對此，已在香港樂施會就職十年的李昌平說，NGO這樣的社會力量手上沒有權力，要想把事情做好，應該進入當地人的語言系統，講究做事方法，把目標手段化，而不能把手段目標化。
2003年，李昌平和北京綠十字生態文化傳播中心主任、中國鄉村建設規劃設計院理事長、畫家孫君、王繼軍等人在河南信陽平橋區郝堂村進行新農村建設試點。當時，很多村民把房子拆了重建，鄉建院勸村民進行舊房改造，村民很不理解。于是，鄉建設院把村里一個十幾年沒住人的土坯房按一千塊錢一年租來，由孫君畫房子，再交給專業設計人員設計。土坯墻茅草房，夯土的裂紋清晰可見，這種土里長出來一樣的房子別有一番古樸風味，逐漸成了茶室，信陽茶葉節時還專門用于接待貴賓。鄉建院五百多平米的辦公樓全部用廢材料建的，村民覺得怎么比新磚砌的房子還好看。鄉建院用自己的示范阻止了村民拆老房子的步伐，使他們慢慢接受了改造而不是重建。不僅如此，村民還漸漸被喚起了對古樹、舊居等古老東西的珍惜和敬仰之心，認識到自己村莊的價值。
對此，馮驥才說：“在少數民族地區做鄉土文化保護比漢族地區更難。首先，我們要尊重他們的文化，不能替他們做決定。其次，要啟發他們認識自己文化的價值。我們有責任告訴他們這些文化的價值，但不能幫他們取舍和判斷。”
對本土文化價值的認識有一個過程。馮驥才看到黔東南苗族的年輕人外出打工后回家過年穿著牛仔褲，聽流行歌曲，看電視，也曾經擔心他們忘記傳統。但是多年前他參觀美國印第安人居留地，提出了印第安年輕人出去上大學會不會忘記自己文化的疑問。接待者帶他看了一個帳篷，里面放滿了印第安老人的東西。這是一個印第安女孩到夏威夷上大學后回來收集的。看過外面世界的年輕人，也許會比老人更知道要保護自己的文化。劉杰也在怒江發現當地人年輕時想出去，出去一段時間又會跑回來。
李昌平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城市化還沒有結束，逆城市化卻已經開始。一方面農村的年輕人還在往大城市來，另一方面，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已經出現郊區化。同時，到了退休年齡的打工群體要回鄉，是回到自然村、中心村還是鎮上，需要選擇。逆向城市化也是城鎮化。“在老家，現在是該吃田螺的時候了。”李昌平望著北京朝陽門樂施會辦公室窗外的高樓說。生長在洪湖邊的他，回憶起小學五年級時，春天周六的下午，走過開滿了金黃色油菜花的田地，和小伙伴去洪湖抓甲魚。到了端午節，當地的風俗是要吃蛋，他們就拿小木桶去洪湖邊撿甲魚蛋、野鴨蛋、烏龜蛋……如果遇到湖里的草甸隨著浪漂到船邊上，幾個小孩用網兜把草甸兜起來，一拍，一兩斤一條的鱔魚就紛紛跳出來。等到鍋里的油熱了，再去河里撈魚也來得及，有時候自己挖一條小溝，魚就往小溝里來，水走完了，剩的全是魚。最好是遇到下雨天，水往湖里流，魚迎水而上，岸邊遍地都是魚，只等著撿。蓮蓬、蘆筍、茭白遍地都是。一放炮，湖里的野鴨子飛起來遮天蔽日。他記得直到1982年剛參加工作，在村里游泳，河水還清澈到底，可以直接飲用。
也許是因為這樣的情景在幾十年間徹底消失，所以李昌平聽到孫君的“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和信陽市平橋區區委書記王繼軍的“農村是有價值的”這兩句話時深有感觸。他提出，中國鄉建院是嚴格按照五句話來選點和定位的，即：我村我素，我村我品，我村我業，我村我家，我村我根。既我村有我的風水、區位、文化、歷史、物產這五個元素，能夠建設出品位、品格、品質、品牌。這樣的村莊能夠提供就業，也是村民認同和為之驕傲的家園，實現生態、生產、生活的三“生”共贏。
在郝堂村，鄉建院研究了一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房屋的文化元素，從庭院、村莊布局，屋檐、屋脊、碼頭、橋上體現文化，保留歷史的記憶。把古樹、古井還有文革時期的標語都保留下來。把廁所改建成尿糞分離，尿做尿素用，糞做有機肥。對村里的垃圾進行再利用。
學校里帶領學生讀《弟子規》，還開設了和信陽這個茶葉之鄉相應的陶藝課和茶藝課。回鄉青年和大學生創業基地對山上的野茶進行商業開發。志愿者教村民打太極拳，開設環境、健康生活教育講座，組織年輕婦女跳晚場舞，在老人中舉辦臘魚、臘肉、醬菜等傳統食品的制作比賽。
李昌平倡導：“建設新農村先建設共同體，建設新農村先建金融。”他在郝堂村建了夕陽紅養老資金互助社，孝道是農村里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把養老和金融結合。形成敬老愛老的風氣，今年每個老人分到800元。有老人過世，互助社還出資金操持超度儀式。
馮驥才也打算今年5月在北方的山西、南方的廣東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貴州做試點。首先請專家對晉中地區的村落進行規劃設計，設計既考慮發展，也考慮保護。不是按照旅游來規劃，而是按老百姓的生產生活來規劃。他還計劃要把已無人居住的破敗村落中遺留的歷史遺跡收集起來建露天博物館，“把歷史大鳥失落的羽毛收集起來放在一起。”他說。
李昌平認為，政府應該像80年代支持民營企業一樣支持NGO的競爭和合作，促成社會領域里的競爭和積累,讓NGO積累社會資本，從而滿足社會需求。
城鎮化可不可以“慢”一點
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官方將城鎮化定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強調“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注重提高城鎮化質量，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和布局，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集約發展。同時，努力為農民工及其家屬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使農民能夠轉為市民”。
1月31日，中央一號文件發布。文件提出，鼓勵和引導城市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提倡發展家庭農場。一時間“城鎮化”概念股遭到熱炒，一些房地產企業看到的是新一輪的“圈地潮”、“地產熱”。在一些地方，城鎮化被簡化為讓農民上樓，拆遷征地，結果許多農民“被上樓”。一場新的商機盛宴眼看即將在村莊里展開。
李昌平認為在新一輪城鎮化進程中有如下幾個問題要考慮：一是城鎮化是人的城市化，不是GDP保八的手段。不能把想進城的農村年輕人當成一個勞動力、一個要素，他是一個國民，應該有國民待遇，能在城里長期生活下來。二是一部分逆城市化回到小鎮上的人能夠生活幸福。三是土地制度改革一定不是為了方便資本家下鄉，維持集體所有制和農民的承包權。土地不要急于大規模的流轉和私有化，一定要考慮現代化過程中的危機，在危機來臨時有退路。在土地這個問題上不能出錯。最后，從農業里流出來的人越來越多，以什么方式搞農業?應該在集體所有制下，由職業農民——產銷幫來搞。“確權確利不確地”就可以了，由專業的產銷幫來種地，每年給出地的農戶分糧食。“土地不僅是農民的保障，也是整個社會的保障。一定要考慮農民在城里呆不下去怎么辦。土地制度既要保證基本食物安全性，又有一定彈性，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穩定。”李昌平說。
馮驥才提出了“到底我們要富到哪兒去?”的問題。“是不是所有社會問題都用增長經濟解決?是不是財富就是國力?什么是軟實力呢?毫無疑問有一個詞‘文明’就擺在眼前。”他說。
他呼吁，不要把城鎮化僅僅看成是經濟目的，它不僅是為了拉動消費和GDP增長，同時也是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新文化的建設問題。
李昌平也認為，如果城鎮化只是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而讓農民上樓，不考慮其他問題就土地私有化，一定會出問題。他說，在東亞社會，即使在中國臺灣、日本這樣土地私有化的地方，也沒有大銀行直接對接小農戶，都是靠農協內部金融服務小農。要汲取菲律賓土地私有化后失業農民在城市起義的教訓。
這在急速前行的城鎮化列車前喊“慢”，呼吁中國社會有慢下來的自信的人顯得有些“異類”。李昌平并不忌諱自己“左”、“右”不逢源，他在微博上說：“左翼恨我沒有全面肯定人民公社，右翼罵我堅持集體所有制;左翼恨我鼓吹市場，右翼罵我反對私有化。其實，對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都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繼續!”他玩笑中不乏認真地說，“我現在離黨組織越來越遠，卻常常翻翻黨章，發現自己離黨章越來越近，越來越像一個優秀黨員。”
作為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的院長，馮驥才則在3月開學第一天對研究生提出四條要求：“責任、視野、田野、學術能力”。他說了一句很久沒有聽到的話：“知識分子就應該是這個時代的脊梁”，在保護村落文化上，他時常感到弱勢的痛苦，覺得自己像武訓，像與巨大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談及為了辦民間文化基金是通過賣畫籌到的200萬元資金，他說：“我就是要表達出一種情懷。讓大家知道知識界是怎么考慮問題，解決問題的。”在保護傳統村落的道路上，他將繼續在決策者、社會公眾和知識分子內部尤其是教育界這三個領域尋找更多的知音。
劉杰說自己不能閉著眼睛來進行類型化創作，而是靠心靈創作。把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想不明白的用電影表達出來，一定程度上記錄了社會，起碼讓人們知道還有一群人生活在這樣一個地方，更希望能引起人們的思考。“中國是一個飛奔的列車，我就經常會喊：‘哎，落下人了’，所以他們都不太喜歡我。”他略帶自嘲和戲謔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