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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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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中國公眾就被告之，中國絕不會走西方國家在環境問題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然而，言猶在耳，我們看到的卻是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污染。
多年以前，中國公眾就被告之，中國絕不會走西方國家在環境問題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然而，言猶在耳，我們看到的卻是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污染。
2013年剛開年，不期而至的有害的霧霾天就幾乎籠罩了小半個中國。根據環保部門1月30日公布的城市空氣質量報告，強霾污染己使中國近8億人口受到了影響。作為“比非典更嚴重”(鐘南山院士之意)的健康殺手的PM2.5，攜帶著大量有毒有害物質，長驅直入鉆進人們的肺部。輕則導致急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重則誘發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疾病，甚至引發肺癌。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做了這樣一個比較，如果中國的環境水準與2010年相比沒有明顯改善的話，那么2012年在北京、上海、廣州、西安4座城市因PM2.5引發多種疾病造成的英年早逝的人數，就可能已達到了8500多人，其經濟損失大體可判定為68億元人民幣。清華大學和亞洲開發銀行不久前發布的有關報告也同樣顯示出問題的嚴重：在中國500個大型城市中，僅有不到5個城市(即小于1%)能達到了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空氣質量標準。
我們都記得，中共在十八大報告中曾經首次單篇論述了“生態文明”并提出把建設“美麗中國”作為國家的發展目標。但是，在霧霾緊鎖中國的這個不爭現實面前，一度頗為樂觀的內地輿論界己經開始出現某種悲觀看法。有人認為要使這種狀況得緩解或治理需要10至15年時間，有的則估計至少要用30年。按照這種推算，“美麗中國”的境界恐怕有點遙不可及了。
專家們指出，中外歷史上最嚴重霧霾危機的形成，都屬于“城市病”的惡性爆發。其真正的罪魁禍首就是生活生產中石化燃料污染物的超量積聚排放。其中汽車尾氣是重要來源。當某些人正在為中國每百戶家庭己有21%擁有汽車而得意時，當CCTV等傳媒在為中國邁入汽車大國的“汽車時代”而大唱贊歌時，中國公眾恐怕不會想到，2011年中國機動車的排放污染物已經相當于709艘“遼寧號”航空母艦同時燃煤發電所排放的污染物總量了。這種污染空氣的功能足以令世人震驚了吧。
李克強副總理最近說，出現這種大范圍、長時間的霧霾天氣，有自然因素也有生產方式粗放的因素，是長期積累的過程，因此問題的解決也需一個長期過程，“但我們必須有所作為”。他雖然沒有提及具體的解決方式，但卻強調，生產、建設、消費都不能以破壞生態為代價，落后的生產能力要堅決淘汰，而且必須淘汰，同時過度的消費方式也要堅決擯棄。
筆者以為，李副總理所言是一種宏觀的指導意見，其中既有宏觀的判斷又有宏觀的解釋。但這種宏觀思想里卻包含著一個不能忽視，或者說，必須重視的問題。那就是在未來5年這一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如何才能向著一個立足于可持續發展的“健康的城鎮化”“綠色的城鎮化”的方向邁進。從一場又一場的霧霾襲擊里人們看到：環境危機(準確地說也是“發展危機”)己經迫在眼前。發展固然是硬道理，但只有人的健康得到基本保證，硬道理才會存在，也才會實現。否則，沒有了健康前提，任何硬道理都會變成沒道理。莎士比亞說過“死亡是最大的平等”。今天看來，空氣污染同樣沒有貴賤之分，沒有內外之別，也是一種恐怖的“平等”。我清楚地記得，一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聽前總理朱镕基講話，他老人家在談到大氣污染時就說過，拜托諸位務必好好治理呀，讓我們這些老頭子多活幾年吧。朱镕基的話很直白還帶著幾分玩笑味道，但也由此證明這個道理。毫無疑問，能否在城鎮化大潮中把對環境的傷害降至到最低，是中國執政黨面對的一個巨大的挑戰。而且，隨著公眾“環境意志”的日益覺醒和迅速提高，這個挑戰只會更加嚴峻更加猛烈。
可見，要實現城鎮化，就必須盡快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產業結構、治理城市病等方面采取更加積極的行動，就必須尋找到應對環境污染的治本之策。“中國絕不能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這句話當年聽到時，是那么地鏗鏘有力，那么地充滿自信。但是，事實卻說明，如果中國不能未雨綢繆，不能在把握自然規律上虛心問計，就依然會跌跤碰壁，重蹈覆轍。任何不敢正視客觀現實的所謂自信，都只是一句空話大話，當然也是一句令人掩鼻的官話和廢話！從這個角度來衡量中國的城鎮化思路，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在應對一系列必須應對的“城市病”“大都市病”和種種社會難題面前，你，準備好了嗎？
令公眾同樣產生疑問的，還有眼下熱熱鬧鬧的“春運”。讓我們去看看在這年復一年的人口大遷徙中所暴露出的中國城鎮化難題吧。對于中國每年一次的春運，只要用一個數字就足以讓世界震驚了。據統計：2013年春運預計將高達到31億人次(一說為34億人次)，這就是說要把相當于地球上一半的人口都拉上列車和汽車(還不算飛機)在中國大地跑一圈！這是何等的壯觀、何等的驚人！造成這種亙古未有的人口遷徙奇觀的表面原因是數億農民工的“返鄉探親潮”。但其根本原因則是城鄉二元結構所形成的中國“半城鎮化”現狀。這一個“半”字就把中國城鎮化道路中的另一個最大難題概括得準確無誤了。
“半”首先體現在農民工身上。幾億農民工的身份真可謂是“半”個在城市、“半”個在農村；維持生機的工作在城市，生活依存的基礎在農村；家庭成員的一半(丈夫妻子)在城市，另一半(老人未成年孩子)在農村；不少農民工子女的半截教育(小學)在城市，另外半截受教育階段則被迫滯留農村；工傷等社保在城市，醫保老保在農村，這又是一半對一半。這種“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收入在城市，積累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的“半城鎮化”現象，不勝枚舉。大量的農民工雖然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的轉變，數億生活在城鎮里的人沒有城鎮戶口和享有城鎮居民待遇。以北京和深圳為例：北京常住人口己達2300萬人，但有北京戶口(即戶籍)的人只有1300萬。深圳更甚，該市常住人口已達1500萬，而有戶籍的僅有230萬！而這些非戶籍人口就是我們眼前所看到的“民工潮”“返鄉潮”“探親潮”的基本構成和主力軍。大規模農民工周期性“鐘擺式”和“候鳥型”流動，無疑正造成一種巨大持久的、史無前例的、中外罕見的社會代價。
很明顯，對這樣一個涉及到3至6億農民生機生存的“半截子”的社會狀況，如果沒有根本性的解決辦法，沒有無所畏懼的頂層設計，沒有高屋建瓴一瀉千里的解決辦法，沒有嚴謹細致的調查研究和踏踏實實的工作作風，沒有再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的勇氣，中國數億農民的雙重身份、雙重生存與生話狀況能夠解決嗎？中國數億農民能有在城市中得到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本物質保障嗎？沒有這種物質保障，農民的“半截子”身份就不會改變，中國的“半城鎮化”就不可解決。如此這般，中國城鎮化道路還能走得通嗎？以提高城鎮化率來促進發展擴大內需，豈不是一種烏托邦。筆者以為，當數億農民工的前程還是若明若暗的時候，人們對中國的城鎮化道路，提出置疑，也就不足為怪了。
英國的大思想家大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紀》一書中曾經說過：“能夠治理中國就能夠治理世界”。這從一個角度也說明，中國的問題其實也是世界性的問題。可以肯定地說，中國走向城市化的問題，不僅影響到中國，而且最終會影響到世界。因此，中國的決策者絕不可對城鎮化的曲折與復雜掉以輕心，不可在準備不足、思慮不全的時候，輕易決策。千萬不要再犯中國執政黨以往常有的“情況不明決心大，心中無數主意多”的老毛病。
而要避免這個老毛病，惟一的途徑就是要對城市化道路加以充分地論證，充分地爭論，充分地交流，充分地醞釀，并且充分地研究目前在這一問題上不同的意見，以及在這些不同意見中所包含的可取成分。
當下，在中國城市化道路的問題上，各持己見的分岐觀點大體可分為幾種。
第一種觀點是要走中小城鎮化道路。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中國的現有國情決定了中國既不能靠農業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也不能靠擴張城市中的工業部門來解決城鄉二元化結構問題，只能靠同時推動區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三頭并進的方式才能解決。具體來說，就是要挖掘現有的中小城市發展潛力，更好地發展小城鎮，把有條件的東部地區的中心鎮、中西部地區的縣和重要邊境口岸逐步發展成為中小城市。正因如此，持此觀點的人不同意簡單地套用“城市化”的提法，而主張用“城鎮化”的提法加以表述。我們也可以把這種觀點稱為“中小城鎮化道路”或“中小城鎮化戰略”。
第二種觀點則主張走大城市化道路。有這種觀點的經濟學家們認為，走中小城鎮化道路的方向是希望就地轉移和轉型，但這其實是一步死棋。現在中國西部有不少小城建得很漂亮，但一到晚上就露餡了，沒有燈光像一座座“死城”。人們不是不想到那里居住，而是那里沒有工作。事實上，哪里的產業發達有競爭力，哪里就有就業機會。而這也正是人口轉移的真正動力和規律。只有走大城市化甚至超大城市化的道路，才能避免遍地開花卻不結果，缺少配套產業的的小城鎮道路。
盡管上述兩種觀點有著巨大差異，但我們不難看出，兩者的共同之處都是贊成城市化(城鎮化)道路的。兩派人都樂觀而肯定地認為，城市化將會成為中國下一個10年的最大機遇，也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紅利。至少會把未來的消費需求從2011年的16萬億元，提升到30萬億元以上。與這兩種觀點同時存在的，其實還有一種更為普遍存在的觀點和看法，那就是對時下受到支持并正在推進的城市(城鎮)化道路的懷疑。
故此我們可以把持第三種觀點的經濟界人士、學者和有影響力的輿論界人統稱為“置疑派”。該派人士之所以持懷疑態度，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認為：中國現有2.5億農民工，未來還有大量的新生代農民工要進城，要解決農民工中的存量和增量走向市民化，至少還要用10年時間。僅從城鄉福利待遇一項而言，中國農村和城市人均相差就達33萬元，其中一般大城市福利在50萬元以上，中小城市為十幾萬元。如果今后20年，近5億農民要實現市民化，農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這“五件衣服”，就需要大量的公共投入。以人均成本10萬元為計，為此至少需要40萬億—50萬億元。僅僅安排這些農民兄弟們進城之后的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未來20年間就要拿出4至5年的全部財政收入去填補，占未來20年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任何對公共財政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這樣龐大的、高成本的資金投入，不說是天文數字，也足以讓任何政府手足無措。中國政府拿不出這個錢，恐怕世界上任何國家也都承擔不起。
有的認為，中國目前的城市(城鎮)化道路如果不能吸收國外某些發展中大國的教訓，就將面臨著四大風險：第一是有城市無產業支撐的過度城鎮化，新市民變游民、新城變“空城”的風險；第二是有速度無質量的風險，一味追求城鎮化的高速度和規模擴張，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極度的資源匱乏；第三是城市市民與農民工的新二元結構的長期固化，產生過高社會代價；第四是城鎮化演變成“房地產化”的風險。城市土地財政使過高的地價推高了房價，使城鎮居民的消費被過高房價和房租擠出。
置疑派中還有一種意見則認為，盡管城(鎮)市化是大勢所趨，但它從來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進程”，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廣人多”的整體背景下，由于工業基礎薄弱、城市化發展本己先天不足，再強調加快加速，恐怕會出現過程式的斷裂，出現中途夭折。一些智庫型的民間研究機構甚至警告，城市化率達到50%是一條社會動蕩的危險警戒線。這雖然帶有經驗主義色彩，但其舉出的理由，諸如：城市可資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由此導致的社會沖突將會特別劇烈；生產和服務的綜合成本迅速上升，企業破產和倒閉的情況將不斷發生；等等，都值得十分關注。
不知讀者朋友是否已看出來，“置疑”論中的不同說法都有一句共同的潛臺詞，那就是，中國并沒有為大規模的城市化做好準備。人們對一件事物的看法縱有著千般差異萬種不同，但筆者還是很高興地從上述三種觀點中找到了它們的相通之處。那就是無論是“中小城鎮化”論，還是“大城市化”論，亦或是“置疑”論，它們都把矛盾的焦點放在必須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與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城(鎮)市化道路能不能走得通，關鍵是要看幾億農民能不能結束身在城市、腳在農村的狀況，能不能帶著自己所有的財富進城？除了房產，他們承包的土地能不能經過變通成為退出農村、邁入城市的“壓箱底錢”。這些財富就如同舟船中的壓艙石，沒有壓艙石，中國農民的生命之舟能夠揚帆遠航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