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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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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鎮化的帶動下，中國經濟能夠在2013年達到8%以上的增速。
中國經濟在2012年同比增長7.8%，盡管明顯弱于過去十年的經濟增速，但已經實屬不易。更加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在去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長7.9%，也扭轉了持續10個季度的經濟下滑趨勢。
隨著歐美經濟的進一步穩定，以及中國新的政治經濟周期的開啟，中國經濟在2013年的展望相對正面和穩定。筆者認為，在城鎮化的帶動下，中國經濟能夠在2013年達到8%以上的增速。
“去庫存”進入尾聲
在分析2013年的經濟前景前，首先需要了解，目前的中國經濟的狀況如何。在市場關注度較高的GDP數據之外，筆者認為以下的一些庫存指標也相當重要。
數據顯示，中國進口鐵礦石港口庫存量在今年年初的第一個星期達到了7297萬噸，與上個星期相比出現了大約3個百分點的回升。
更為重要的是，鐵礦石的港口庫存量跌至2010年10月以來的最低點，與2011年第一季度的峰值相比下降了大約30%。與此同時，鐵礦石價格也迅速逼近160美元/噸，與去年第四季度的低點相比幾乎翻了一番。
根據筆者調研，隨著近期需求上升，中國鋼廠開始購買更多的鐵礦石。市場消息也顯示，中國鋼廠的平均鐵礦石庫存近期上升至25 天的用量，而在去年第四季度時則大約為15 天，但仍然低于歷史平均30 天的用量。這意味著中國鋼鐵企業已經結束“去庫存”，并開始“補庫存”進程。
此外，到去年年底，煤炭社會庫存以及山西主要礦商的煤炭庫存都達到了2005年以來的最高點；而中國重點電廠的電煤庫存量也達到了30天的平均用量，這幾乎是歷史均值的一倍。
而眼下，煤炭社會庫存已經開始緩慢下滑，而電廠的電煤庫存則到去年年底下滑至20天的用量，煤炭價格也因此出現了小幅度的反彈。以焦炭的現貨結算價格為例，其價格也在近期反彈至1650元每噸，與去年9月份的低點相比出現了將近30%的上漲。
而在產業鏈的下游，商品房的成交量也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逐步放大，新建住房的存量也逐步回到合理區間附近。
“去庫存”基本完成，對于中國經濟在2013年的預判十分重要，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在痛苦的調整后，重新擁有了一個較好的“起點”。
外需下行風險有限
接下來，筆者將從外需和內需兩方面對整體經濟進行梳理。
在分析外需前，首先需要正視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出口數據是否真實？事實上，中國的出口數據與港口吞吐量之間的“數據打架”現象，值得市場進一步的關注，這種現象在去年12月份尤其明顯——當月出口同比大幅增長14.1%，但主要港口的吞吐量卻出現了一定的走軟，以最大港口上海港為例，當月的貨物吞吐量同比增速幾乎為零。
市場也發現，中國內地對香港的出口在過去數月出現了明顯的上升，對其他經濟體的出口量卻鮮有表現。同時，保稅區的貿易量也明顯增加。這些都造成了市場的一個擔憂，即很多出口只不過是在“境外”短暫停留，但通過這種辦法，卻可以獲得出口退稅。
據媒體報道，很多行業協會的出口數據都顯示為負增長，但2012年的全年出口卻增長了8.3%。
數據本身的“差異”值得進一步探討，但背后的深意卻不言自明。從中期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不斷下降以及“入世”效應的減弱，意味著貿易難以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持續的推動力。我們也認為，中國需要改變一直以來“重出口，輕進口”的貿易政策導向，重新樹立更加平衡的貿易政策，并更加順應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以推動國內服務行業以及私人消費的增長。
在這樣的基礎上討論中國的外貿前景，可能更加有意義，即外需未來將逐步為中國經濟提供“基本量”，卻難以提供明顯的“增量”。
2013年，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前景可能進一步好轉，這意味著中國外貿行業的下行風險較為有限。
城鎮化率被高估
內需則毋庸置疑地指向了“城鎮化”，需要考慮的第一個問題是，城鎮化是否存在著明顯的潛力，我們需要從城鎮化率說起。
一般而言，城鎮化率指在一個國家中居住在城鎮內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聯合國根據中國官方的人口統計數據，估計中國的城鎮化率大約在51%的水平上。
然而，也有一些評論指出，中國的官方城鎮化率數字低估了中國實際的城市化水平，并認為中國的城鎮化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基本告一段落。為了回答這樣的問題，需要對中國的官方統計數據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事實上，在過去的數十年內，城鎮居民指在城市中居住的非農人口，這意味著在城市中謀生的農民工群體并不被定義為“城鎮居民”。直到2006年，在中國的官方統計定義中，“城鎮”才被定義為行政市或者行政鎮。
有必要強調這樣兩點：第一，在中國的官方統計中，“城鎮”不僅包括城市區域，也包括由城鎮提供公共服務的鄉村，這意味著中國對于“城鎮”的定義是較為寬泛的，這也可能提升了中國的城鎮化率水平。第二，城鎮人口指所有居住在城市的人群，包括居住期限已經超過6個月的農民工群體。
如果將持有非農戶口的人群排除，調整后的城鎮化率水平大約比官方統計值低13~15個百分點。
農民工群體在獲得社會保障方面則仍然較為困難。根據中國法律和官方指導，農民工群體需要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然而，農民工群體的社保覆蓋率仍然較低。
因此，如果我們使用“是否能夠公平獲得公共服務”這一定義，中國的官方城鎮化率在某種程度上高估了實際的城鎮化水平。
除了基礎建設的投資之外，對于中國的城鎮化建設來說，提升所有居民的生活質量則更為重要。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需要對現行的戶口和農村土地制度進行改革，以保證所有農民工能夠公平獲得公共服務。跨國的研究表明，中國的整體公共支出僅為GDP的25.1%，這大大低于經合組織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的41.6%和33.1%。
尋求“改革紅利”
中國新的領導集體也已經確認，中國未來的發展需要尋求“改革紅利”，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是未來的必選項之一。這其中，資源品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先行，金融行業的進一步改革也開始箭在弦上，但從經濟結構本身來看，改革仍然需要“啃骨頭”。
城市戶籍改革則是中國城鎮化發展難以逾越的障礙，這是因為讓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就必須摒棄對其的戶籍歧視，同時也需要實現社會保險的可轉移，讓農民工能夠有動力加入社會保障體系。而中國的所有城市卻幾乎都對農民工的“加入”持有反對意見，因為這導致了城市公共資源的緊張。
筆者認為，政府需要改變思路，城市公共資源的緊張，事實上正表明經濟發展仍然大有潛力。事實上，中國不僅需要“硬件投資”，也需要在“軟建設”上更有作為，如此才能真正提高服務業的發展，并提升城市家庭的收入。
同時，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則需要進一步破題，在大幅提高農村集體土地征地補償金額之外，如何在“集體”和“個人”之間明確土地的所有權，則需要更具有長遠眼光的思路。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需要豐富城鎮化的內涵以獲得更大的發展動力，即需要更多地關注內需，同時保持外需的大致穩定。
（作者系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