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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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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用工荒”嗎，為何我還找不到工作？搞培訓，不是耽誤我種田的時間嗎？
昨日（25日），就春季“用工荒”，武漢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徐良俊、市勞動就業局副局長萬建設一行作客本報《百姓問政》，對話廣大農民工朋友及用工企業。
黃陂區六指街李長生：我看了近期的《武漢晚報》，發現武漢目前缺工8萬，一些單位招不到農民工，遇到“用工荒”。我也是一名農民工，可是我在人力資源市場卻很難找工作，我身邊一些人也有這種感覺。
答：你說的情況的確存在。其實，媒體所稱的“用工荒”，是指某些地區、行業和工種所存在的一種階段性的用工短缺現象，但這并不等于農民工只要走進人力資源市場，就能輕而易舉地找到好工作。
總體而言，我國勞動力的供給仍然大于需求。現在存在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勞動力供需矛盾，即企業需要具備一定技能和技術的熟練工人，但招不到；而一部分需要就業的農民工，又不具備這樣的技能。
因此，農民工要找到一份好工作，需要進行技能培訓，真正掌握一門技能。在實際操作中，我們發現，并不是所有的農民工朋友愿意參加技能培訓。即使免費的培訓也不愿參加，認為耽誤種田，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技能的重要性。想找到一份收入高而且比較輕松的工作，又沒有一技之長，怎么可能？“磨刀不誤砍柴工”，只要定下心來，花幾個月時間學會一門社會需要的技能，就一定會有用武之地。
問：總體上說，武漢有多少人難找工作？
答：全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200萬左右，而新增就業人數超過2000萬，崗位缺口仍然很大。武漢每年新增15萬就業崗位，但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外來農民工、歷年累積的下崗失業需再就業的人群，共有30萬人需要找工作，減去五六萬去外地就業的大學生，仍有約10萬人難找工作。
新增萬名免費培訓名額
新洲區楊女士：我老公去年在浙江打工，也沒賺到什么錢，他不懂技術嘛，今天做這，明天做那。我想問一下我們可以到哪里參加培訓？政府在這方面有何舉措？
答：你的問題問到點子上了。過去，我市每年要對5萬名農民工進行免費培訓，今年，面對更加突出的結構性用工矛盾，我市擬增加1萬個免費培訓名額。因此，你可以去區人力資源部門咨詢培訓項目和具體參加方式。我們現在采取兩種方式，一是免費培訓，農民不交錢參加培訓；另一種方式是政府補貼大頭，農民工交少量的錢。
公開招標實力培訓機構
武昌區羅女士：我孩子初中畢業，在家也沒什么事做。我想讓他學習一下模具制造方面的技能，可是沒找到好的培訓班。
答：加強培訓方面，今年我們計劃向社會公開招標，征集社會各界有實力的培訓機構，同時統一招生，對5000至10000名農民工實現真正的到位培訓，讓他們掌握相關技能，滿足我市相關行業對熟練技工的需求。
全先生：我是一家私營企業人事主管，事實上公司每年都為招人犯愁，因為公司的待遇有限，僅比我市最低基本工資多一點，老板也不給職工辦社保。剛剛招滿了人，過個年又有幾十人不來了。
答：這不是你一個人的苦惱。雖然勞動力供給總體上仍然大于需求，但我們不能否認存在用工緊缺現象。
從趨勢來看，由于經濟快速發展，我國新增崗位的增長速度，已超過新增勞動力的速度。雖然目前在總體的“量”上，勞動力供給仍大于需求，但企業用工像過去那樣“一抓一大把”的格局已不復存在。面對目前的結構性矛盾，本地企業要想在爭搶農民工的競爭中贏得主動，應著眼于長遠，規范用工，提高待遇，善待農民工，讓農民工真正在武漢安居樂業。
此外，我市正加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企業如果不及早儲備人力資源，將很難適應形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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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民工荒背后的“半城市化”挑戰
2010年02月25日 來源：南方都市報
今年節后，春運運力緊張并沒有成為新聞，沿海城市出現大面積民工荒卻被各大媒體頻繁報道。在金融海嘯過后的復蘇階段，大量就業崗位虛位以待，呈現出勞動力市場復雜而深刻的變化。當然也為各方提供了廣闊的解讀空間。一方面，企業恢復招工意味著在金融危機中失去的訂單開始恢復。這也許可以理解為“好”現象。但與此同時，在沿海經濟發達省份的企業普遍開出加薪10%--20%的背景下，民工荒卻從去年9月延續到現在。必定是因為勞動力供求雙方無法在新的薪酬價格上達成一致。
必須看到，“民工荒”未必是一件壞事。從積極的意義看，長三角、珠三角甚至傳統人力資源大省缺工，首先意味著勞動力開始從“無限供給”轉而成為稀缺資源。無疑，農村收入的提高，和內陸省份經濟發展，為外來工群體提供了除沿海省份之外的更多選擇；而隨著60后、70后外來工的逐漸老去，80后、90后粉墨登場，與父輩相比，新生代外來工對個人自由的重視，以及對“吃苦耐勞”等外來工傳統價值觀的顛覆，更令不少傳統制造業企業開始朝向更人性化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轉變。種種跡象表明，當勞資供求關系發生逆轉之時，外來工的議價權正在逐步提升。
但鼓吹“劉易斯拐點即將來臨”的專家學者亦不能高興得太早，一個基本的判斷是，當前我國普遍出現的“民工荒”現象，絕非因為外來工開始漫天要價，選擇主動失業，而是因為其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線，在物價普遍提升、城市生存壓力普遍提升的情況下已經提高，而沿海發達省份企業開出的條件無法達到預期。因此，民工的工資提升需求是存在剛性的。倘若按“劉易斯曲線”的假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應大幅度提高工資才對。但從中國的經濟結構看，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拐點并不必然帶來工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因為“劉易斯拐點”理論的致命缺陷是只假設出“城市-農村”二元結構，而忽略了“國際-國內”市場的二元結構。而這一特點對出口導向型國家尤其明顯。在這一二元結構中，由于國內生產地市場的議價權被壓抑，導致大部分利潤都轉移到國外市場。這一過程必然導致，當國內的城鄉二元經濟面臨勞動力供求關系拐點的時候，高度依賴外需的城市經濟卻未必能有大規模提高工資的積累和能力。另一方面，依賴外需同時導致我國沿海經濟發達省份的城市化進程，并沒有伴隨著進城農民工的權利提升過程，而是呈現秋風先生總結的“四個分離”現象：第一是生產和生活的分離，農民工實際上不在當地消費，而是預期回老家消費；第二是時間上的分離，即讓所有的農民，農村中最精英的群體在年輕的時候出售青春，到年紀稍微大一點就回到鄉村，然后自己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第三點是勞動身份或者經濟身份與社會身份之間的分離；第四點是中國社會出現了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的大規模家庭破碎化。因此，導致今日外來工無法繼續留在城市的，其實是這種不完整的城市化進程所導致的權利結構扭曲。
從這個意義上看，“民工荒”的真正挑戰在于，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拐點，是否能形成對勞動力價格提升，勞工權利充實的“倒逼機制”。而從當前我國的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模式看，這一倒逼機制的形成，依然將面臨“半城市化”的挑戰。從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特點看，制造業的升級是必然以提高生產效率、減少勞動力需求為標志的。只有服務業才能容納更多就業。而“半城市化”的一個最大惡果，恰恰令城市忽略經濟、社會制度完善，從而令服務業失去生存的基礎。當外需觸及天花板，而生產成本開始逐步提升的時候，地方政府仍然依照過去的老路，不斷地擴大投入，引進大項目。但這些行為只能加劇產能過剩。是為倒逼機制的最大障礙。
但值得慶幸的是，郴州、重慶等內地中心城市在當前的發展中有望不再重蹈“半城市化”的覆轍。在經濟結構和社會發展方面，內地省份擁有后發優勢。有從沿海內遷的企業主發現，計劃中的低端生產線，在經過三年的培訓后，也可以生產高端的皮鞋。因為工人就近就業，人口流動小，熟練工人的增加，導致生產質量的大幅度提升。與之相比，在沿海的高端生產線則面臨高級人才留不住的困境。一葉知秋，隨著民工荒對地方經濟發展的構成威脅，當年地方政府想方設法吸引投資者的競爭恐怕將重演，倘若地方政府競爭的對象從資金轉變為權利被長期壓抑的外來工，那么，就讓民工荒來得更猛烈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