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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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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偉創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小潭在查看過張廷振的勞動合同后認為，這是一個陷阱合同，富士康想以惠州低廉的工資標準鉆法律的空子，既可以少交社保，又可以規避企業必須給員工交社保的法律監管。“這是一種新現象，值得每個打工者引起注意。”張小潭說，按照法律規定，即使公司所在地在惠州，而被派駐到深圳工作，也必須按深圳的標準交納社保、享受深圳的社保待遇。但現在一些企業為了省錢，玩一些小花招，罔顧員工利益，值得高度警惕。“這應該不只是一個個案。”張小潭說。
張廣德在向上級有關部門反映情況的過程中獲知，類似張廷振這種人在深圳上班、勞動合同上的用人單位卻在惠州的情況，在富士康不在少數。“可能是幾千人，也可能是幾萬人。”熟悉富士康情況的有關人士稱。
但深圳市社保局副局長杜斌對晶報記者表示，他還是第一次聽說這種情況，不排除公司與員工簽訂的是假勞動合同，“如果仲裁機構裁定公司與員工的事實勞動關系在深圳，工資在深圳發，而公司沒有在深圳為員工交納社保，按社保有關規定，公司要受到處罰，工傷也應由公司賠償。”不過，他認為，企業鉆這個空子不一定劃算，因為惠州企業社保繳費比例比深圳要高，但就工傷賠償來說，深圳的賠償標準確實要遠遠高于惠州。
張廣德又仔細查看了兒子的勞動合同，他發現，合同上的簽名不像兒子的字。“這份勞動合同是不是真的還很難說。”張廣德說，他對兒子的字跡非常熟悉，合同上兒子的簽名與他平時的簽名不符，他懷疑這份合同是兒子出事后富士康“制作”的。他到惠州市社保局查詢發現，兒子的社保記錄上有交納利息的記錄，“他們說這種情況可能是事后補辦的社保。”
張廣德說，張廷振進入富士康工作后的工資單上，一直印著“富士康科技集團總部周邊事業群員工薪資單”。但從今年5月份起，當富士康得知張廣德對張廷振的工作單位所在地提出疑問后，張廷振的工資單被改成了“富士康科技集團基準精密員工薪資單”。
7月20日，富士康公司派了5名工作人員到市二醫院，要求張廷振出院，到惠州做傷殘鑒定，否則就停止發放生活費。張廣德咨詢過律師后向富士康提出，兒子治療尚未終結，病情尚不明朗，按照法律規定，傷殘鑒定應在治療終結后進行，他不同意到惠州做傷殘鑒定。其后，富士康有關人員又多次通過短信等方式通知他，要求帶張廷振到惠州做傷殘鑒定。短信稱：“如逾期未到，即視為拒絕鑒定，公司將停止支付張廷振相關費用，并且將到相關機構申請追償已支付費用”。
7月29日，富士康負責處理張廷振事宜的劉昌劍通知張廣德：所有找富士康報銷的費用發票，開票名稱必須改為“基準精密工業(惠州)公司”，否則不予報銷。
對于為何張廷振在深圳上班，卻與惠州的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富士康方面一直與張廣德聯系的劉昌劍對晶報記者稱：“我也不知道。”隨后便掛斷電話，再也不接聽。
在律師的建議下，張廣德到有關部門要求確定張廷振與位于深圳龍華的富士康公司事實勞動關系成立。他先到惠州，惠州和博羅有關部門不予受理；他又到深圳市勞動仲裁委、寶安區勞動仲裁委、深圳市社保局、寶安區社保局、龍華街道辦、龍華勞動仲裁庭，舉著牌子，跪在那里。張廣德在一個月里走爛了兩雙鞋，不惜一次又一次地下跪，終于“感動”了一位領導。在領導指示下，寶安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終于受理了他的申請。張廣德已接到通知，張廷振訴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公司的勞動仲裁案，將于下月24日在龍華開庭。(下轉A08版)
到富士康工作不到3個月，張廷振遭電擊摔下被切除左腦。左腦切除的后果極其嚴重：張廷振的智商為零，失憶，失語，右側肢體癱瘓。
張廷振是富士康總部周邊事業群塑應中心的設備維修工程師，其時，他到富士康工作不到3個月，還在試用期。
2011年10月26日這天下午，張廷振和同事刁良有被派到龍華廠區工務課粉碎車間維修樓頂的射燈。據刁良有事后描述，他們13時半準時上班，先到E12A棟修好了北面的第一個射燈，然后刁良有背著梯子，張廷振拿著維修工具，去修南面的第二盞燈。刁良有扶著人字梯，張廷振爬到梯子上，把燈罩打開，看到燈管黑了，便讓刁遞上來一個燈管。張廷振安裝好燈管后，讓刁良有去捂光控開關。1分鐘后，13時40分許，刁良有從幾十米外的墻壁處捂完光控開關回來時，發現張廷振已摔倒在地，“他的右手像快死的人一樣亂抓自己，左手也是一樣亂抓自己。”刁良有說。
刁良有事后回憶，張廷振應該是因沒戴絕緣手套，不慎被電擊倒后摔下。因為張廷振倒下后，人字梯并沒有倒。“上班時張廷振戴了安全帽，穿了工鞋，拿有驗電筆、萬能表、燈泡，唯一沒戴的是安全手套(絕緣手套)，因為公司倉庫的貨架上沒有安全手套。” 刁良有說。
張廷振摔倒后，刁良有急忙打電話給班長劉春成，劉春成和主管陳利君趕到現場。刁良有背著張廷振，經E12A，繞過E12棟和E8、E7，一口氣跑出300米遠。接著，同事袁嘯軒又接替刁良有背起張廷振，一直把他背到公司的南大門。公司的商務車等在這里。
刁良有說，把張廷振從摔傷現場背出來到放進公司的商務車里，時間不超過10分鐘。但是，晶報深度調查記者查詢到，龍華人民醫院的接診記錄顯示張廷振入院時間為15時10分。也就是說，從13時40分事發，到15時10分入院，張廷振被耽誤了整整90分鐘。而從富士康南大門到龍華人民醫院，路程不過2.8公里。正常情況下，張廷振從摔傷到送進醫院，應該只需20分鐘到半小時時間。“我背著他時還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口鼻在出氣，放上車后，他的四肢也能活動。”刁良有說。
這90分鐘，富士康的商務車載著重傷的張廷振去了哪里？刁良有因沒隨張廷振上車不知情。張廣德曾詢問富士康有關人員，有的回答說先去了富士康醫院，有的說去了龍華另一家醫院，但沒有一個人能準確地解釋這90分鐘是如何耽誤的。張廣德認為，富士康在事發后未及時將張廷振送醫和送到有條件的醫院，延誤了兒子的救治。這成為他此后控訴富士康“不人道”的第一條“罪狀”。
根據龍華人民醫院后來的診斷記錄，張廷振當時系從4米高處落下，頭部著地，左腦凹陷，傷后持續昏迷、嘔吐，雙側鼻腔流血，送到醫院后出現全身抽搐和呼吸停止。他被診斷為“特重型顱腦損傷”，同時雙肺挫傷。
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的一名醫生告訴張廣德，按照張廷振的病情，如果摔傷后立即送醫，醫院條件許可，張廷振可能只需治療幾個月就可出院，恢復正常人的生活。但是，他的治療被耽誤了。
張廷振在醫院里昏迷了差不多一個月。龍華人民醫院對張廷振先后施行了兩次開顱手術，將他的左腦和部分頭殼切除。之后，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又為他施行了顱骨修補術和腦部—腹腔分流術等兩次開顱手術，安裝了人工顱骨及分流管。經過5個月的治療，張廷振由神科外科轉入康復科。
左腦切除的后果極其嚴重：張廷振的智商為零，失憶，失語，右側肢體癱瘓。
當晶報深度調查記者與張廷振打招呼時，張廷振只會像一個1歲的孩子，好奇地看著人傻笑。“他很長時間只會笑不會哭。”張廷振的妹妹張紅玲說，有一次媽媽假裝要打他，他才哭了。
張廷振成了一個每一分鐘都需要人照顧的人，生活完全無法自理。吃飯需要人喂，大小便需要人幫助，走路需要攙扶。更重要的是，他誰都不認識，什么都不記得，一個正常成人對社會的所有認識都已喪失。
人生的悲哀莫過于，自己的親人每天陪伴、服侍著他，而他卻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
為張廷振爭取正當權益的戰斗，從他摔下的那一刻就開始了。但有一件奇怪的事：在深圳富士康工作，勞動合同卻在惠州。
當張廣德連夜坐火車趕到深圳時，已經是第三天凌晨1時多。妹妹張紅玲在江門打工，距哥哥最近，她得知哥哥出事后當天晚上就趕來。
張廷振手術后很快感染，燒成肺炎。張廣德認為龍華醫院條件有限，要求轉到條件好一點的市級醫院，被拒絕。到第21天，龍華醫院準備做第三次手術，張廣德央求在深圳認識的老鄉幫忙，終于將張廷振轉到了市二醫院。
張廣德說，張廷振摔傷后，他的所有物品，包括電腦、身份證、社保卡、工資卡、工作證(廠牌)、勞動合同等都被富士康扣押。在市二醫院做手術必須有本人身份證。今年1月9日，張廣德趕到富士康，想要回兒子的身份證和其他被扣押物品，沒料到，“在富士康廠區南二門，我被保安拖進廠區暴打了一頓。”張廣德說。
4月9日，張廷振從神經外科出院，轉入康復科治療，需富士康有關人員在社保局賬單上簽字，但富士康的兩名相關負責人就是不簽字。不簽字，張廷振就無處可去，在深圳也無家可歸。沒辦法，張廣德只好拉著不讓他們走。這兩人竟在市二醫院門前的立交橋下對張廣德動粗打人。張廣德報警后，在派出所的協調下，富士康派來一個主管簽了字。
2012年1月6日，張廷振的工傷決定書下達，張廣德才知道，兒子的用人單位不在深圳，而是“基準精密工業(惠州)有限公司”，工傷認定機構是惠州市博羅縣人社局。
由于工傷賠償標準按照當地的平均工資計算，而惠州的平均工資遠遠低于深圳，這意味著，初略估計，如果在惠州，張廷振能獲得的工傷賠償將比在深圳少三四十萬元。
被切除半個腦袋的張廷振屬于嚴重傷殘，今后一輩子都需要有人照料，賠償標準過低將使家人無法應付以后的生活。張廣德說：“我兒子從面試到工作一直都是在深圳龍華富士康廠區里面，從沒有去過惠州，工資也是位于龍華的富士康總部周邊事業群發的，怎么可能工作單位變成惠州呢？”
張廣德千辛萬苦終于找富士康要來了兒子的勞動合同，頓時傻眼了：合同上的用人單位確實寫的是“基準精密工業(惠州)有限公司”。合同第二條明確寫著：“乙方的薪資關系所在地為惠州市，除該地點外，工作地點不限于中國大陸和集團在國外投資各地，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及關聯企業投資各地的工業園區、據點等所在地或臨時派駐/出差地。”
不管勞動仲裁結果如何，富士康或社保局賠償多少錢，都已賠不回張廷振26歲的青春和今后的美好人生，以及養育他長大的幸福家庭。
1986年11月出生的張廷振，2010年畢業于河南商丘職業技術學院機電工程系。張廣德說，兒子高中時體育成績非常好，100米短跑最好成績11秒4，曾獲得周口市冠軍；鉛球能扔到12米，在河南5個地級市排第一；立定跳遠成績3米，為河南省高考該項目第一名；足球更是他的專長。2007高考時，張廷振報考武漢體育學院，體育術科成績78分，為鄲城縣第一名，但因文化課成績差13分，沒能上成體院，才去讀了職院。
2010年5月，張廷振畢業后來到深圳，在寶安福永的一家機械設計制造廠找到了工作。張廷振還擁有高級電工證等多項專業技能證書，工作賣力，性格開朗，受到很多同事和朋友喜歡。“我哥哥以前長得很帥的，你看他以前這些照片！”張紅玲指著照片對晶報記者說。
張廷振一家4口，妹妹打工，母親種地，父親張廣德2010年春成立了一支30多人的建筑隊，承包了當地新農村建設的一個小工程，收入還算不錯。在河南農村，這個家庭的幸福日子眼看伸手可及。
2011年初，張廣德已經雄心勃勃地設計好這個家庭未來的美好藍圖：他請人為兒子介紹了一個女朋友，并開始蓋新房。兒子的女朋友在深圳富士康做技術員，兩人感情進展順利。2011年8月4日，張廷振為了有更多時間和女朋友在一起，也應聘到了富士康工作。休息時，他們倆常去深圳的各個景點游玩，拍了很多照片，還每周給家里打一次電話。張廣德計劃年底為他們舉辦婚禮，希望他們盡快給自己添個孫子。這時候，張廣德為準備兒子結婚而建造的兩層樓新房，也已經動工，水泥、沙石、鋼筋等10多萬元的建材都買了回來，張廣德一邊帶領建筑隊在外施工，一邊趁閑暇時在家親自動手蓋樓，第一層樓的主體已經建好，第二層樓即將開建。
但2011年10月26日傍晚，來自深圳的緊急電話，讓張廣德所有的計劃都成為泡影。保住兒子的生命成為他最重要和全部的工作。
從家里帶來的5萬元很快花完了。有些藥不在社保局報銷范圍之內，購買康復訓練器械的費用也不能報銷；張廷振上廁所要用濕巾，每天要洗2次澡，要買尿袋，要補充營養；這些錢都只能花張廣德自己的。加上一家4口人的生活費、往返各處的交通費，張廣德向家里親戚借的錢也花光了。
富士康按照護理費一天190元、家屬每人每天30元、張廷振生活費每天80元和住宿費每月1700元的標準，每月給張廣德發放一部分費用。但這個費用并不夠用。而且就是這個費用，因為張廣德沒有按照富士康的要求送張廷振去惠州做傷殘鑒定，9月份已減少了1500元。下個月，張廣德不知道富士康還會不會給。
張廷振在富士康的底薪是2500元，出事前每月實際工資超過4000元。雖然張廷振工傷后，富士康按法律規定仍繼續給他發工資，但只按2500元發，扣除費用后只剩1800元。就是這1800元，張廣德也一分沒拿到，因為工資卡被富士康方面扣押了。離奇的是，張廷振出事后一直住在醫院，但富士康仍每月扣除他500元住宿費。
張家人常常傍晚去醫院附近的便民工程車旁邊撿些別人不要的蔬菜，拿回來在床邊的電飯鍋里炒著吃，而把省下來的錢給張廷振治病和補充營養。
張廣德說，他趕到深圳后，他帶的建筑隊解散，因剩余工程無法完成，承包項目虧損了15萬元。為準備兒子結婚蓋的樓也成為半拉子工程，歷經一年的風吹雨淋，加上家中無人照料，許多建筑材料被偷或被毀壞成為廢品。廷振的媽媽來深圳后，家中的8畝良田也無人耕種，全部荒蕪了。
張廷振的女朋友，自從他出事之后來看了幾次，就再也沒出現。
張廣德在市二醫院旁邊的一個小區里租了一間10多平方米的房間。這是一個普通小三房中的一間。套房除了每個房間被租出去，客廳和臥室的走廊也被幾塊布隔開出租了。張家租的房內，除了一張床，狹小的空間里擠著很多雜物和做飯的用具。這間小房房租1800元，張家已經拖欠了3個月。房東同情他們，才沒趕他們走。
廷振的媽媽在病房支了一張床，平時住在病房；張廣德和張紅玲則輪流在租來的房子和醫院一樓大廳候診的凳子上睡覺——一人睡租來的房子，另一人就睡候診大廳的凳子。
現在張廷振每天下午2時到5時要做鍛煉和治療：語言訓練、肢體鍛煉、電療、站立訓練。3個小時對他來說很艱難，他現在就像個孩子，做肢體鍛煉的時候會很疼，他就會反抗，有時甚至打醫生、掐媽媽的脖子，只有張廣德在的時候他才有點怕。妹妹則要忙著買菜、做飯，一家三口人照顧一個病人，仍然忙不過來。
張廷振通過康復治療能夠取得什么樣的效果，仍然很難估計。醫生認為，張廷振今后的日子，將永遠離不開親人的照顧。父母終將有一天會老去，誰來服侍他一輩子？提到兒子的未來，張廣德感到無比憂慮和茫然。
“一切都是富士康造成的，如果不是公司沒有足夠的勞保用品，如果事發后公司搶救及時，廷振怎么會是現在這樣？”張廣德說，一個健健康康的大學畢業生，前程似錦，剛進富士康不到3個月，就變成了這樣，該誰來負責？
沒有人能回答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