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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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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中國人開始“喜新厭舊”。近代革新先驅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里寫道：“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自那時起，城市也有了新舊之分。其后，來自西方的新城理論，更是給了“新城”一個明確而合法的身份。新城在發達國家興盛了大半個世紀后，其“火種”近來也傳至中國，搭中國快速城市化之快車，新城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發展勢頭之猛，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讓世界為之瞠目。中國新城，讓人驚嘆，讓人激動，也讓人不解，讓人擔憂。
一哄而上 遍地開花
從20世紀初至今的100多年里，回顧世界各國的新城建設實踐，新城多是大城市的產物。但在中國，新城開發卻存在“一哄而上，遍地開花”的現象——不僅是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干勁十足，經濟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城市也不甘示弱；不僅少數一、二線城市在大批造城，眾多的三四線城市也在積極建設；而圍繞著一些重大基礎設施，各地更是一哄而上建新城。可以說，中國新城發展呈現出明顯的“中國特色”。
為快速推進城市化及應對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各種城市問題，目前一些區域及大城市在大批量地建設新城。例如，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個直轄市在城市總體規劃中，都規劃了11座新城；廣州則規劃建設珠江新城、南部新城、白云新城、番禺新城、南沙新城等7座新城；杭州市規劃建設錢江新城、臨平新城等20多座新城；南京規劃建設11座新城；武漢規劃建設6座新城；沈陽經濟區借著上升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的契機，在總體規劃中預布局33座新城和新市鎮；西安結合“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及西咸新區的規劃建設，也將規劃建設7座新城……這些大城市或區域規劃的新城有的發展較好，有的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天津的京津新城就被認為是典型的“空城”；北京重點建設的三座新城（亦莊新城、通州新城、順義新城），發展情況也不是很樂觀。但是總體而言，像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為解決城市病、優化城市空間布局而謹慎、科學地建設新城，是值得肯定的，是城市發展進步的表現。但是一些中小城市出于對用地擴張的渴望和對政績工程的追逐，不顧自身經濟條件和實際發展需求，甚至不顧投資回報風險和財政償債能力，而大規模舉債盲目上馬新城項目的做法就需要批判。例如，陜西省扶風縣是全省掛名的“財政窮縣”，全縣歷年拖欠教師工資1000多萬元，然而就是這么一個入不敷出的窮縣，在沒有得到批準的情況下，違規征地1000多畝，投資近2億元，建設了2.88平方公里的新區 。江西省豐城市（縣級市）為建新城區非法征地、損毀國家級商品糧基地耕地近萬畝 。內蒙古自治區清水河縣，年財政收入只有3000多萬元，卻也要計劃斥資61億元建設新城，但其結果只能是留下半拉子“爛尾城”。
其實，建設新城不是問題，問題是當地目前的發展水平是否需要建設新城。如果是發展需要，一個城市建設10座新城不算多；如果不是發展需要，那么建設一座也是浪費。其實，為滿足經濟社會發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而建設新城是值得肯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和地區的發展都必須要建設新城。一座城市或一個地區到底需不需建新城、要建多少新城，關鍵要看是否與當地經濟和人口發展相適應，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可以承載，是否有相應規模的產業作支撐。如果資源和環境不足以承載，新城將難以持續發展；如果產業不足以支撐，新城發展就會不健康；如果非要強制將農民“轟”進新城，那只會增加新城的不穩定因素。
案例鏈接：
內蒙古清水河縣：欲斥資61億的新城，十年后只留“爛尾城”
俗話說“創業容易守業難”，對于新城而言是“決策容易建設難”。新城建設需要投入巨額資金，怎樣融資向來是新城開發的主要難題。新城融資渠道有多種，但無論怎樣融資，開發主體均需要擁有較強的資金籌措和還債能力，同時還需具備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不然一旦經營過程出現失誤，要么政府債臺高筑，要么新城會成為半拉子的“爛尾城”。
清水河縣是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最南邊一個貧困縣，為了改變舊縣城較差的形象，于1998年決定建新城，2003年開始建設。縣城新區距離母城26公里，占地5平方公里，原計劃花費61億元建造一座現代化的新城。幾年過去了，清水河縣黨政綜合辦公大樓以及財政局、稅務局、法院、第一高中等單位的辦公樓早就蓋好，但至今一直沒有人進駐新區辦公。除此之外，新區還有八座沒有建成的“爛尾樓”，有的蓋起來一半，有的只打了地基。至今未完工的清水河縣新城區像一個紀念性遺址，定格在2008年停工時的狀態。周邊未成型的建筑已成為鳥類棲息地，被人戲稱為“鳥巢”。 據初步統計，新城建設花費了上億元投資。
貪大求廣 脫離需求
中科院院士陸大道對國內的“造城運動”做過詳細調查。他指出，近幾年全國正在掀起一股“大規劃”的風潮，一些城市的政府領導要求按現有人口和產業規模的兩倍乃至三四倍進行規劃，攤子鋪得很大，各項設施缺乏嚴格的占地標準，以致亂占土地，各式各樣的大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廣場等也均按照所謂國際化標準，紛紛上馬，新城建設與實際需求嚴重脫離。
規劃面積大
新城的“大規劃”首先體現在規劃面積大上。根據2001到2008年的研究統計，在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我國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要遠遠高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土地的擴張速度比城市人口擴張的速度要快一倍左右。很多新城規劃面積動輒上百平方公里，人口規劃規模常常超過老城區。例如，鄭州自1928年初設市以來，經過解放前20多年的發展及解放后60多年的建設，其老城區面積也不過130多平方公里，但是新規劃的鄭東新區面積卻達150平方公里，高新新城（在原高新區基礎上擴大）面積也達66平方公里，要在短短的10～20年時間內建成的新城區規模，竟然超過經過80多年發展才形成的城市規模，其手筆不可謂不大。以鄭汴一體化概念而設立的鄭州新區則包括五區一縣，面積達1840平方公里，是其現有建成區的近6倍；如果再加上開封新區，整個鄭汴新區面積達2127平方公里，而作為國家級新區的上海浦東新區面積也不過1200多平方公里，但鄭汴新區無論是在國家政策支持力度上還是經濟地位、發展潛力上，都無法比肩上海浦東新區，如此大規模的新區，依靠什么支撐其建設和發展，將成為一個很大的問號。在我國，還有很多新城規劃面積也動輒上百乃至數百平方公里。大規模的造城可以體現決策者的大手筆，但當地資源是否能支持如此大規模的新城（區）發展就需要認真考慮，否則規模大帶來的不一定是大發展，而很可能是大麻煩和大問題。
投資規模大
新城建設投資，是指新城在開發建設過程中，所有的資金投入情況，包括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辦公樓、商業設施、住宅等各項投入內容。當前我國新城建設手筆恢弘，開發建設投入動輒以千億計。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來總投資在千億元以上的新城就有數十個。如北京門頭溝新城投資1000億元；鄭東新區計劃投資2000億元；深圳大運新城投資1800億元；遼寧省遼陽市擬建河東新城，設想投資6000億元。就連財政收入只有3200萬元的內蒙古清水河縣也想斥資60億建新城。相較于規模巨大的投資來講，當地的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則少的可憐，如北京的門頭溝區2010年GDP僅85.9億元，財政收入10.7億元；鄭州市在準備建設鄭東新區時的年財政收入也不過50多億元，用于市政建設的預算只有6億元左右……。當然，上述投資并不完全是政府投資，而且政府也可以通過土地出讓、銀行貸款等多種方式籌措建設資金。但是，不管是誰的投資，如果投入巨資而不能發揮正常的效益，都將是整個社會的損失。如在本文中我們多次提到的康巴什新城、京津新城等，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設計尺度大
設計尺度大首先體現在“廣場面積”大上。被稱為“四菜一湯” 的大廣場在很多新城都有，而且許多廣場尺度大到了不恰當的程度。如揚州廣陵新城市民廣場占地6.7公頃，徐州新城市民廣場占地4公頃，北京大興新城中央廣場占地約16.2公頃，廣州珠江新城中央廣場占地更達73公頃等。雖然關于廣場面積究竟要建設大，目前尚無定論，但早在2004年，為了遏制各地建設大廣場的風氣，原建設部、發展改革委、國土資源部和財政部四部委聯合發出《關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設中脫離實際的寬馬路、大廣場建設的通知（建規〔2004〕29號）》，要求“各地建設城市游憩集會廣場的規模，原則上，小城市和鎮不得超過1公頃，中等城市不得超過2公頃，大城市不得超過3公頃，人口規模在2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不得超過5公頃”。以此標準來看，上述例子均明顯偏大。從科學和審美角度來看，廣場的尺寸大小一般要考慮三個因素：一是要考慮“人”的需要，尤其是考慮人的視覺感受和步行需要，過大的廣場不僅給人以空曠的感覺，而且不方便居民使用；二是考慮城市的人口和功能發展需要，作為一個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且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建設大廣場一般是出于實際需求，如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重要集會的場所，同時，它還是大國的象征，因此它的建設面積大（44公頃）有其特殊性，而廣州珠江新城中央廣場面積超過天安門廣場，顯然已經與其城市合理需求不相符合；三是考慮城市周邊建筑高度，如現代城市設計大師凱文林奇認為，“室外圍合空間的墻高與空間地面寬度之比為1:2～1:3感覺最為舒適”，而100多年前的奧地利城市設計大師卡米諾西特則在總結歐洲廣場建設經驗時，認為廣場寬度的尺寸最小應等于他周邊主要建筑高度，最大不超過周邊主要建筑高度的兩倍 。過寬的廣場尺寸，不僅浪費土地、投資等，更重要的是沒有圍合感，使廣場給人以空曠的感覺，而且不利于廣場作為公共活動場所，充分發揮其社交、休閑、娛樂等功能。事實上，“大”除了看上去氣勢恢宏以外，并不意味著廣場有活力。例如，美國紐約的洛克菲勒廣場，面積不到5000平方米，但卻被認為是最有活力、最受歡迎的廣場之一。因此，無論從整體效益還是從便民的角度，耗巨資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建設華而不實的大廣場，不如在城市中較為均衡的建設多個規模適中、富有活力的中小型廣場，這樣更利于城市居民方便地享受到公共空間。
設計尺度大還體現在“道路寬度”大上
目前在多數新城中很難見到安靜的蜿蜒小徑、富有生活氣息的胡同、樹蔭覆蓋的幽徑，取而代之的是寬闊的大馬路。而為了遏制各地建設大馬路的問題，在建規〔2004〕29號通知中明確提出：“城市主要干道包括綠化帶的紅線寬度，小城市和鎮不得超過40米，中等城市不得超過55米，大城市不得超過70米；城市人口在2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主要干道確需超過70米的，應當在城市總體規劃中專項說明。”但很多新城似乎對此視而不見，如總人口約80萬的廣東高要市，其規劃建設的江濱新城主干道寬度達60米；規劃人口95萬的昆明呈貢新區主軸主干道寬80米；深圳體育新城主干道最窄處為44米，最寬的深惠大道寬達120米，而人口接近2000萬的北京市，其長安街最寬處也就120米；就連非農業人口只有36萬的江西豐城市，其新城的主干道也達100米；山東省棗莊市棗莊新城區于2004年10月建設的光明大道寬達102米，但在這條超寬的大道上經常是看不到一輛汽車通行，因為新區是政府行政辦公中心，因此光明大道被當地群眾稱為“政府上班大道”。以上案例給我們的直觀感覺是，現在很多新城在道路設計方面著實體現了“小城市的規模，大都市的規格”。
當然，很多人會認為道路寬闊能為方便通道、減少堵塞，因此，建大馬路沒什么不好。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寬馬路并不意味著能夠解決交通擁堵問題，相反還會對行人通行造成不便、增大交通事故的發生率、導致土地資源的浪費等。相較于中國的大馬路，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道路多改為“窄而密”的模式，大力發展單選線，力求不以道路的寬度，而是以其密度取勝。事實證明，“窄而密”的模式更有利于緩解交通擁堵，更方便人們出行。
面對以上各式各樣的“大”，我們不禁想起了拿破侖帝政時代，當時的拿破侖欲把巴黎建成他和他的法蘭西軍隊的功德碑，他認為一切妨礙實施“宏偉構想”的舊建筑都應該推倒，提出了拓寬馬路建設林蔭大道的創造性設想，還要修建大廣場和大紀念碑，而對城市衛生、安全、居民需求之類的基礎設施，他基本都不感興趣。200多年過去了，城市建設已今非昔比，現在我們講的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在此我們要提醒決策者們思考：建設新城時有沒有真w正考慮居民的需求？區域的發展能否支撐起新城的ww人口規模？城新的人口規模需要配建這樣的大馬路和大廣場嗎？……
盲目求高 好高騖遠
新城的“盲目求高，好高騖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部分新城對“超高建筑”興趣濃厚。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香港的樓房可謂鱗次櫛比、摩肩接踵，巴掌大的一塊地方，就能建起一座讓人仰斷脖子都看不到頂的高樓。如今這一幕正在內地許多土地并非很緊張的新城中上演。據媒體報道，當今中國在建的摩天大樓總數超過200座，相當于今天美國同類摩天大樓的總數。與此同時，還有300多座摩天大樓正在醞釀中，如果一切順利，5年后中國的摩天大樓總數可能會超過800座，是現今美國總數的4倍 。如廣州珠江新城已建成的“西塔”高達432米，為全市最高，508米高的“東塔”也將開建；廈門集美新城已開建262米的福建第一高樓；北京通州新城在樓市高漲的背景下原計劃建設500多米的北京第一高樓，后來在樓市調控降溫后改為300米，最近的規劃中高樓進一步縮水到了200米，“第一”二字已不再提起。
盡管摩天大樓在節約土地資源和打造城市形象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而且它對投資、旅游和商貿活動的吸引力遠非普通建筑可比，但建筑專家指出，樓高一旦超過60米，建設、運營成本將大幅提高，而且存在的隱患和風險也隨之加大，如我們至今未能有效解決的摩天大樓火災救援問題、高層搖動問題，還有不環保、不低碳、投資成本高等問題。與此同時，摩天大樓會給城市居民帶來很大的壓抑感，不利于市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可以說超高樓在經濟性、安全性、環保性、舒適性等方面與普通大樓相比都不具有優勢。超高樓有如此多的弊端，那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舊城和新城——無論發達的，還是不發達的——都對“超高樓”趨之若鶩呢？ 我們想，也許是追求地標性建筑和虛榮心理作祟吧！
其實，高樓大廈雖然是現代城市文明的標志之一，但這并不意味著高樓越多，城市就越發達、越現代化。目前歐洲的很多國家在摩天大樓的建造方面就保持了克制與理性，他們的大部分建筑都保持在五層以下，新建筑沒有強調向高空發展，而是著重改進它的內部布局，使其更現代化和智能化。例如，在英國，凡有摩天大樓項目要立項的時候，都需作為特殊建筑召開市民論證會議，會議甚至需要首相一級的官員參加。這一做法值得中國學習。
在發展定位和目標上好高騖遠。據媒體統計，在我國657個城市中，競有183個城市宣稱要建成“國際大都市”，而新城則是實現這些夢想的重要載體。據不完全統計，國內200多個新城中就有30多個新城提出以CBD為定位，或在新城內建設CBD，有的甚至要在一個城市內同時規劃多個CBD。例如，杭州市的錢江新城和錢江世紀城兩座新城的定位都是要建成杭州未來的CBD；鄭東新區也規劃建設CBD和CBD副中心；重慶市在建的5個新城中有4個提出建CBD；廣州市6個新城有3個提出建CBD；南京3個新城全部有CBD。CBD似乎有成為新城標準配置的趨勢。面對如此之多的CBD，我們不禁要問，這是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嗎？在一哄而上建設新城和CBD的時候，決策者有必要把什么是CBD、具備什么條件才有必要建CBD等問題搞清楚。
CBD，是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英文縮寫，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中文一般譯為中央商務區或商務中心區。它集中了大量跨國公司、金融、商業、貿易、信息及中介服務機構，擁有大量商務辦公、酒店、公寓等配套設施，具備完善的市政交通與通訊條件，是適應工業社會人們需要就近辦理商務、提高效率的需要而產生的。根據CBD發展的規律，一個城市要成功建設CBD，一般取決于以下幾個基本條件：第一，自身基礎條件優良，包括良好的區位條件和設施條件等，如北京、上海、香港等國際大都市均擁有良好的設施條件，處于資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核心位置，能聚集各個方面的人才。第二，腹地經濟環境和城市本身經濟環境良好。一般而言，CBD都需要有廣闊、強勢的腹地經濟作支撐，如紐約曼哈頓靠的是美國東北部城市群，上海靠的是廣闊的長三角及長江流域。第三，具有較強的產業聚集能力，這里的產業聚集能力主要指商務型產業的聚集能力，如金融、國際總部等。第四，經濟實力較為雄厚。縱觀西方國家的中央商務區，它們大多都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自發形成的。如果自身的經濟發展繁榮程度不夠，沒有足夠的產業做支撐，CBD建設很容易會后續資金難以到位，或被中途改建為其它用途，如廣州珠江新城CBD就有“中心居住區”之嫌。退一步進，就算有足夠的資金，并建成了CBD，但如果城市的經濟發展程度、經濟增長速度、產業發展規模等根本不足以支撐CBD的發展，到時也很可能會形成“華屋高聳無人住”和“有名無實”的尷尬局面。如，鄭東新區建設的CBD，占地面積3.45平方公里，與北京CBD基本相當。其建設方案是由日本規劃建筑專家黑川紀章設計的，由內外兩組高層建筑組成，其中內環由30棟高為80米的寫字樓組成,外環由30棟高為120米的寫字樓組成。整個CBD看起來不僅具有高樓林立的現代化氣勢，同時顯得整齊劃一。但就是這樣一座規劃宏偉的CBD，卻遭遇了市場的冷遇——鄭州當地具有知名度的企業多數沒有參與其中，甚至有人提出：“即使將目前鄭州所有的寫字樓都搬過去，也填不滿那30棟120米高的寫字樓。更何況，內環還有30棟80米的寫字樓呢？”面對無人問津的尷尬境遇，決策者最后只好把30棟80米高內環建筑改成商住兩用樓。
其實，就像深圳這樣的大都市建設的CBD，很多專家都認為是失敗的，更何況一些經濟不算發達城市的新城、新區呢？在此要提醒決策者，凡事要量力而行！其實，一個城市沒有CBD，也并非意味著經濟就一定落后，如德國就沒有CBD，德國的柏林、法蘭克福等大都市都沒有建設CBD，盡管德國沒有CBD，但又有誰能說它的經濟不發達呢？
布局失調 不利發展
新城在空間布局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從區域空間布局上看，母城與新城不能拉開城市空間格局。由于很多新城沒有形成相對獨立的城市功能，對母城的單向依附關系較強，起不到優化城市空間布局的作用。如北京共有11個新城，其中“十一五”時期重點建設通州、順義、亦莊3個新城，這些新城都是《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提出的多中心布局的主要中心功能承載區。但五年過去了，不要說11個新城仍然是衛星城的狀態，這3個重點新城也沒有顯出任何“重點”的樣子。通州“有城無業”，亦莊“有業無城”，順義“業強城弱”，更有其他一些新城“業城俱弱”。北京的城市功能和人口仍然集中在中心城區，是名副其實的多中心疊加區，包括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金融中心、商務中心……各種“中心”幾乎都集中在北京的五環之內。在城市功能早已超負荷的情況下，又投資數千億把奧體中心及大量奧運場館等設施放在了中心城區。與中心城區功能過重形成鮮明對比，很多新城卻因缺乏足夠的設施、不能承擔更多城市功能而致使人氣不足，至今仍不得不嚴重依附于中心區。
二是新城內部空間布局不緊湊，整體效率不高。出于改善老城區較為惡劣的人居環境的目的，很多新城在規劃建設之初就提出了要建設“宜居城市”、“生態城市”的目標，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誤解了“宜居城市”、“生態城市”的內涵，以為低密度、分散式的空間布局形態就是宜居城市、生態城市。其實宜居、生態等代表先進理念的城市更講究緊湊發展，因為只有緊湊發展才能使城市真正的低碳和可持續。而在人多地少的我國，新城空間布局應遵循緊湊、節能、節地、降低成本的原則，而不是松散型建設。如北京在2009年6月發布的發改委《關于推進新城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建設發展的實施意見》中明確提出“新城要嚴格控制低密度住宅小區建設”。另外，還有不少新城在不合時宜地沿用“雅典憲章”強調的功能分區理念，片面強調分區而忽視功能的混合。其實，過度的功能分區會將具有密切聯系的、本應在空間上集中發展的功能人為分割，其結果是導致工作區與生活區分離、生活服務區與住宅區分離，割裂了不同功能之間的有機聯系，這既給工作、生活帶來不便，又難以提高整個新城的運營效率。
千城一面 個性缺失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城鎮化進程開始加速，大規模的城市建設極大地改變了城市的原貌，我國城市呈現出一派“現代化”的新氣象。遺憾的是，在現代化的繁榮表象背后，是城市特色的迅速消褪。在建設過程中，一些本地原有的古建筑、傳統風貌街巷被統統拆除，代之以快速路、立交橋、摩天大樓、玻璃幕墻。“南方北方一個樣，大城小城一個樣，城里城外一個樣”，成為中國城市的真實寫照。德國建筑學會會長漢派爾在看過中國的城市之后，感慨萬千：“我駕車從北京外圍向內開，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感覺可能是在邁阿密、新加坡或者在法蘭克福，所有的建筑都是一樣的，沒有各自的特殊個性，只有從寫的字上才能看出是在中國。這不是一個好的現象。我到過上海等其他中國城市，我認為中國的城市正在發展中一步步失去自我。”德國一位歷史學家到過北京之后不無痛惜地說：“我們有的，你們一百年后都會有，可是你們有的，我們永遠也不會有。”我們的城市丟掉了太多原本只屬于自己的東西，換上了大家都一樣、卻不屬于自己的東西。
現在，這個問題在老城還沒有解決，又開始向新城蔓延。多數新城從“我是誰”（新城定位），到“人生軌跡”（戰略規劃），到“職業規劃”（功能定位），再到“個性培養”（文化定位），甚至“穿著打扮”（形象定位），都以流行趨勢為標準進行了模式化的設計。如大馬路、大立交、大人工湖、大噴泉、大廣場比比皆是，歐陸風情、仿古風格隨處可見，互相模仿、抄襲的“拿來主義”挑戰著人們審美疲勞的極限。新城的規劃似乎已經漸漸走入了一種思維定式和創意枯竭的怪圈。一旦有成功案例，全國各地便會出現各類“山寨版”。我們來看一些模仿的“杰作”：
一個城市的特色，是由其自身的自然稟賦、社會結構、經濟特點、歷史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結合的集中體現。但目前多數新城的規劃設計并沒有深入的了解新城的自然環境、地理位置、歷史淵源、文化背景，也沒有過多考慮城市性質、規模、布局等，只是一味的模仿、復制，使新城規劃更多地停留在特色功能組織的層面。在保持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如何從城市特色經營出發，把能夠體現城市特色的資源進行集聚、整合并加以利用，以獨特的魅力在全球城市競爭的舞臺上獨領風騷，已成為擺在城市決策者案頭的一項重要課題。
跑馬圈地 浪費嚴重
在當前中國城鎮經濟中，城市規模的擴張已經不再是由產業和人口的擴張來推動，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運用自己手中的“土地”設定的。當政府以擴張的名義圈起大量土地時，企業也借機“鋪攤子”。但其結果要么是土地利用率不高，要么是大量耕地被征后長期處于閑置狀態，大量的農用地被白白浪費。
目前，全國新城開發建設中除天津、杭州等極少數城市在早期開發區建設時就在荒灘、荒地上選址外，其余絕大多數都占用了農業生產力水平較高的耕地。據統計，各類以開發區名義占地中的55%以上是耕地，有的開發區占用耕地的比例高達80%以上。耕地性質改變是不可逆轉的，大部分耕地在實際性質用途改變后不能再復墾為耕地。被圈占的耕地，由于地方政府財力有限或其他原因，很大一部分并沒有得到合理利用，造成大量土地閑置，土地資源浪費嚴重。如陜西省扶風縣違規圈占農民良田1000多畝建設“新區”，由于脫離實際需求及規劃不合理等原因，一些肥沃的良田成了荒草地，寬敞的馬路成了曬麥場。此外，很多以開發區為依托而建設的新城，由于前期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招商引資困難，出現了投資商只炒地皮、不投資開發的現象；或是由于企業受市場取向、資金短缺、產業導向變化等因素的影響，在獲取土地后，缺乏資金，無力投資建設，造成土地閑置。例如，上世紀90年代，香港太平洋公司看好福建東山島這塊風水寶地，經過考察決定投資300億元人民幣在這座海島上建設一座具有國際性標志的新城——東山百億新城。從1992年到2011年，東山百億新城只建成了一座占地663.87畝、耗資4億多元人民幣的“高級城市社區”。因為資金短缺，二期項目、三期項目根本就無法啟動。2011年4月，該社區又被全部拆除，標志著東山百億新城的徹底夭折。全島194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整整十年時間中顆粒無收。
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伴隨著高校擴張，圈地之風更是刮到了高校，很多地方出現了打著“科教興國”旗號違規大規模圈地，建設科研文教區、大學城的熱潮。從2000年開始，全國各地科研文教區建設急劇擴張，建設過程中不斷出現土地閑置問題，被教育專家批評為“圈地怪胎”。例如，江蘇省連云港市科教創業區位于花果山下，當地人稱之為“大學城”，該區域總面積22平方公里，但在開發初期曾經荒廢了四年，造成嚴重的土地浪費。
以上提到的亂占農地、圈而不發等現象浪費了土地，其實不切實際的盲目建設是更大的浪費。有些地區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終于把新城建起來了，但卻因為沒有真正需求而不得不上演 “空城計”。較為典型的要屬內蒙古鄂爾多斯的康巴什新城，它是一座耗資50多億打造、面積達32平方公里的豪華新城，但因無人居住被稱為“空城”。
新城發展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大規模超前開發的直接后果只能是資源的浪費。而在人多地少的我國，這樣的浪費尤其不應該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