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諸多的教育問題,大家都認為需要改革,都希望很快改革,也沒有人反對改革,也在不斷地改革,但改來改去,依然是家長學生不滿意,校長教師不領情,社會輿論不叫好,本想淡化的“應試傾向”,不僅不減,反而變本加厲,愈演愈烈,人們始終不滿意教育改革取得的“成果”。
教育本是百年樹人,現在則是通過不斷地應試競爭扼殺學生的創造性和想象力,充滿著極端的功利主義。究其原因,不外乎三條。
一是源自社會的壓力。“沒有高考,你拼得過富二代嗎?”這句口號之所以在準備參加高考的學生中流行,就是因為不合理的教育資源分配已經造成城鄉之間、階層之間巨大的落差,如果連高考這難得的一個公平競爭途徑都消失的話,平民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就更少。高考的升學競爭其實是社會問題在學校的反映,是“社會焦慮”在教育領域的集中性映射。
二是源自家長的驅使。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迫使家長對孩子未來的關注度“高度警惕”,只能“成功”,不可失敗,希望孩子上大學,上重點大學,有好的就業,這已成為社會的通識。所謂的“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之說,更是把升學競爭延伸到了學前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各種名堂的擇園、擇師、比賽、排名就已經“白熱化”,臨近中考、高考的學校教育,“決戰決勝”的氛圍也就自然濃厚起來,家長熱切的“愿望”自然會轉嫁給“無奈”的學校。
三是源自評價的誘導。教育的政績靠升學,學校的生存靠升學,校長的升遷憑升學,教師的業績憑升學,學校、老師的本事自然要集中發揮在引導學生通過中高考的方向上,中高考的“達線率”已經成為基礎教育水平的衡量“標桿”,成為學校好壞的“標尺”,成為教師是否優秀的“標簽”。各個學校為了拼升學率,爭先恐后,不惜手段,互相詆毀者有之,弄虛作假者有之……社會把壓力傳遞給教育行政部門,教育行政部門又把這個壓力傳遞給學校,學校再傳遞給每一個老師,老師再傳遞給每一個學生,層層加壓,學生都變成了考試機器,喪失了青年人應有的生氣與活力,也失去了未來的競爭力、創造力,在我們擔心與害怕孩子 “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時刻,實際上我們的孩子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
近日,由國務院參事室、光明日報社等單位共同主辦的“為了孩子健康快樂成長”的教育論壇,聚集教育界內外350余名有識之士,圍繞論壇主題,就更新教育觀念、深化教學改革、創新教育體制機制、完善社會經濟政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為推動基礎教育改革發展獻計獻策。論壇就尊重學生固有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發他們自主學習的興趣,在不斷追求新知中體驗人生快樂,讓孩子們擁有一個歡樂、幸福而富有意義的童年等問題作了深入探討。其實,類似主題的論壇,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因為,讓孩子健康快樂成長,是每個家庭的強烈愿望,也是每一位老師的真誠期待,但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學生“負擔重”、“擇校熱”等問題,則使家長焦慮、學生郁悶、教師困惑、社會迷茫,大家痛恨至極,又不得不樂此不疲。中小學教育面臨的一系列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期待著根本性的改革,尋找教育改革的根本出路,需要全社會的思考。
當前,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以及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普通高中教育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高考選拔突破性改革的時機已經到來。如何抓住高中學生身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促進高中生的學業成績與興趣愛好、職業傾向、未來發展的最佳匹配,追求適應每一個學生發展的高中教育,體現全面育人的獨特性,成為今天普通高中教育責無旁貸的職責,也為整個教育體系的調整、高考的進一步改革,提供了新的平臺與機遇。
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務依然是“教育觀念”的“革命”。我們國家從上世紀80年代就推行素質教育,提出要在教育教學中注重學生素質發展的要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但是,30多年的實踐表明,素質教育的推行舉步維艱,應試教育倒是踏踏實實,其根源還是教育行政管理的推波助瀾和單一教育評價體系的導向驅使。現實的困境是,教育行政領導實施全面育人、素質評價,但學校的升學率下降怎么辦?學校不愿教師和學生壓力太大,但升學成績降低怎么辦?教師不愿讓學生太苦,學生成績下降怎么辦?家長不愿讓孩子太苦,但將來上不了好的學校怎么辦?解決這一切問題的思路都應該回歸到“教育的本源”。我們辦教育,到底是為了什么?教育規劃綱要提出,要樹立全面發展的觀念、人人成才的觀念、多樣化人才的觀念、終身學習的觀念、系統培養的觀念,教育改革的難點就是如何使之成為校長的辦學理念、教師的教育理念、家長的育兒理念。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時代和社會向基礎教育的改革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快速發展、充滿競爭的社會中為孩子營造一個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和教育氛圍,成為擺在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和家長面前的大考題。如果我們沒有對現行教育機制清醒的反思,就會貽誤時機,貽害未來。以應試為目標的教育使學生的頭腦中充滿死記硬背的知識,心中充滿生活的焦慮,對人的精神幸福越來越陌生,距離人性意義越來越遙遠。只有告別這種難受、忍受、煎熬,才能回歸教育的本色。有學者慨嘆,如果中國的教育再不改變,人種都會退化,這就像土豆要退化一樣。因為我們教育出來的學生,再過10年,他就是老師,然后他再接著用這一套方法去教育下一代,這樣一代一代教下去的話,教育就是在不斷摧毀人。因此,全社會的“教育覺醒”已是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其次,要降低學校教育對“升學”評價的依賴。高考是基礎教育的最后、最高等級的考試,與每一所高中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以升學為價值主導的排名競爭的功利文化,是高中教育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高考對整個基礎教育具有強大導向作用的原因所在。當下在很難讓高考競爭“降溫”的背景下,當盡快推進高考的“社會化”,降低學校教育對“升學”評價的依賴。
高考社會化,就是實現“教育與考試”的分離,普通高中完成學生的會考畢業,學生憑借高中畢業證書回戶籍所在地報考,讓高考程序與考生原讀高中學校脫鉤,淡化單個高中校的高考升學率,使學生的高考成績不再成為衡量高中教育質量的“最高”指標。這是一個比較好操作的高考改革手段,它有助于解除高考成績作為學校教育的終極目標和唯一評價標準的錯誤定位;有助于緩解高考成績對每個校長、每個教師的緊箍咒般的壓力和控制;它能驅散高中、初中以至小學校園里永無止境的高考戰的硝煙,把學校校長、老師從高考這架戰車上解脫下來,給老師們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和工作環境,讓老師們以清醒的頭腦對學生進行科學的、全面的素質教育。
只有做到學校自主組織教學、社會機構組織考試、學校依法自主招生,教育才能從應試的怪圈中解放出來,才有可能關注學生的個體特長和興趣發展,學生也才能擺脫單一的成才模式,從繁重的課業負擔中解放出來。高考的“社會化”,焦點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他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始終不想放棄對高考的“控制權”,總希望牢牢把握這一“緊箍咒”,進而對各級各類學校施加權力影響力。這個“魔咒”不解除,教育改革依然無出路。
第三,要真正體現課程計劃的“法規”作用。如果把中學教育改革比作一輛“馬車”,課程改革和高考改革就是它的兩只“輪子”,這兩項改革時有進展,但卻很難匹配,互相掣肘的現象時有發生。國家制定的“課程標準”,具有“國家法規”的權威性和約束性,初高中的教育教學本應不折不扣地遵照執行。但是,初高中出于升學競爭的“功利”目的,幾乎所有的學校在課程開設上都要“偷工減料”,都會對課程計劃的實施大打折扣,中高考“試題”的引領力與號召力,遠遠超越國家的“課程計劃”,你考什么,我教什么;你怎么考,我怎么教,初高中教育完全異化為應對中高考的“考試性”教育。
近年來,各地也不斷推出新的課程改革,但很快都被淹沒在“考試”的泥淖中。2008年江蘇省推出“普通高中學業水平測試”的重要舉措,通過加強多元評價,促進高中學生全面發展,以利于高校更加科學、自主地選拔人才,力圖改變高考一考定終身的狀況。然而,由于成績等級與高考直接掛鉤,關乎考生的前途命運,在實行過程中,學業水平測試卻演變成了另一種高考。有的中學甚至違背課程計劃,打亂正常教學秩序,停掉幾周的課,給“小高考”讓路;不少學校多次組織模擬測驗和考試,讓學生們演習、練兵。課程改革成為幻影,高考指揮棒還是決定課改能否達成目標的關鍵。
第四,要不遺余力地繼續推進教育均衡。擴大多樣化優質教育的供給、給學生提供更多教育選擇的機會,是緩解擇校現象、減輕學生課業負擔的治本之策。而優質、特色教育的培育和運行,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和更高的運行成本,它需要政府的資源和財力,需要有效地推進與調節“均衡”的政策。政府要理清責任,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教育主管部門不能搞所謂的重點校、示范校,客觀上去鼓勵擇校,公共財政和納稅人的錢更不能用于支持擇校。緩解擇校現象的根本出路,在于利用市場機制調動盡可能多的社會和私人資源,擴大多樣化的優質教育供給,為擇校者提供家庭分擔全部或大部分教育成本的教育服務。
與此同時,政府要加大力度給予各級各類學校辦學的自主權,重新審視對教育質量的界定與評估,采取有效措施引導學校教育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各級各類學校要關注課程結構與育人模式的構建,提供全新的、更為寬廣的育人平臺和發展環境,提升教育教學質量與效益。廣大的家長則要加強學習與思考,從教育實踐出發,著眼于孩子的未來,深入理解“成功”與“幸福”的含義,正確理解“家長”的角色與任務,讓孩子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公民,會為自己的生活作出選擇,會為自己未來的責任做準備。
總之,當教育已成為逐利的工具,人們忘記教育本源的時候,政府當責無旁貸地予以糾偏與校正,而不應再“助紂為虐”。要擺脫中高考對普通教育的“綁架”,要逐步淡化學校對高考升學率的依賴,有體制機制的保障,同時也要提升全社會對教育終極目的的認識與把握,真正體現教育為人生幸福奠基的作用。(張永誼 作者單位:杭州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