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3月14日
星期五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辜勝阻表示，城鎮化是當前“穩增長”和“調結構”的重要引擎。如果在某種意義上說工業化是創造供給，城鎮化則創造需求。城鎮化引發消費需求，培育高消費群體，刺激投資需求，擴大民間投資，推動結構轉型，培育創業者和新型農民。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需要高度重視當前過度依賴“土地紅利”，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地價過高推高房價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分稅制”改革后，受限于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土地出讓金成為地方政府推進城鎮化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但也造成城市政府的“土地財政依賴癥”。財政部統計顯示，2011年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3萬億元，相當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80%以上。過度依賴“土地紅利”的城市發展模式給城市可持續發展留下“后遺癥”。一方面，“土地財政依賴癥”導致高地價推高房價，加劇了房地產的“泡沫化”，過度透支了居民消費能力。據不完全統計，土地出讓金約占房價的30%-50%。如果加上稅費，一些地方地價和稅費占到房價的五到七成，地價成為過高房價的主要推手。另一方面，基于“土地財政”的城鎮化形成了粗放式的土地經營模式，盲目追求土地要素的簡單投入造成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之間呈現非均衡發展。調查顯示，2000-2009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建設用地面積分別增長了69.8%、75.1%，但城鎮常住人口僅增加了28.7%，土地的非農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鎮化。2010年，全國城市人均建設用地高達133平方米，大大超過發達國家人均82.4平方米和發展中國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目前我國部分地區出現“農民被上樓”現象，大量土地被征用作為城市建設用地，居住在土地上的農民“被”住進集中建設的樓房，但其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化。以開發強度(建設空間/城市總空間)為度量指標，北京為48%，上海為37%，廣州為23%，深圳為49%，這些城市的開發強度遠遠超出了倫敦(24%)、東京(29%)和香港(19%)等土地非常緊缺的國際城市。受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及當前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土地財政”模式已難以為繼，“土地紅利”已顯現出日益衰竭的趨勢。今年1-8月，全國一線城市土地出讓金累計955億元，同比下滑58.2%。
辜勝阻認為，我國城鎮化高速發展同樣過度依賴“人口紅利”和“半城鎮化”推動，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非家庭式遷移和不徹底勞動力轉移使城鎮化付出了巨大社會代價。在我國二元城鄉結構的變遷過程中，數量龐大的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并為城鎮發展提供充足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特別是2億多農民工所帶來的巨額“人口紅利”已經成為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動力。然而，與土地要素的利用模式一樣，我國城鎮化對待廉價的勞動力要素依舊采取大規模簡單投入的粗放式發展模式。這種由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的“人口紅利”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推動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但是隨著勞動力供需結構的變化，繼續依賴“人口紅利”來推動城鎮化的未來發展將不可持續。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勞動力在2012年之后將開始負增長，這意味著我國勞動力已經從“無限供給”向“有限剩余”轉變。同時，以“人口紅利”為傳統動力的城鎮化模式需要付出沉重的社會代價，加劇的城鄉矛盾將阻礙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80%以上是非家庭式遷移，量大面廣的“鐘擺式”和“候鳥型”人口流動造成“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在農村人口中，約有5000多萬留守兒童，4000多萬留守老人和4700萬留守婦女。這種以“三代人”幸福換取的“人口紅利”是一種沉重的社會代價。改變這種局面需要變農村勞動力轉移為家庭式遷移，改變城市對農民工的“用而不養”、“取而不予”局面。
辜勝阻強調，智慧城市是城市經濟轉型發展的轉換器，是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治理的新模式。據世界銀行測算，一座有百萬人口的城市，如果在投入不變的前提下實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將使城市的發展紅利增加3倍。據不完全統計，全球已啟動或在建的智慧項目已達一千多個，未來還會以每年近20%的復合增長率增長。我國提出智慧城市建設的總數量已經達到了154個，計劃投資規模超過1.1萬億元。針對當前智慧城市的建設熱潮，辜勝阻就當前智慧城市的發展提出四條建議：一是“創新驅動”，智慧城市的建設必須依托技術創新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衍生全新的產業形態，推動城市產業升級，促進城市發展動力機制的轉換，實現從過度依賴“土地紅利”、“人口紅利”的廉價“要素驅動”轉向依靠知識和信息的“創新驅動”。二是“應用為王”，智慧城市的建設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運用市場法則來培育市場前景廣闊的新興業態，實現智慧增長。三是“智慧整合”，智慧城市建設的核心是整合資源，切實解決城市運行中的資源分散、行政分割和管理分治的格局和“孤島現象”。四是“變革治理”，發展智慧城市必須推進城市管理方式的變革，建立高效協調的城市治理機制，用智慧城市醫治當前日益嚴重的“大城市病”，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舒適。通過智慧城市建設推進智慧城鎮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