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最近披露一組研究成果表明,中國近20年的城市化進程呈現顯著的“粗放擴張性、耕地非農化和低海拔性”特征,并且導致了城市低效能化,防災能力下降、糧食安全告急和不可持續發展性等嚴重后果。
粗放型擴張,的確是中國城市化高速發展普遍特征。通過“圈地”,再實施七通一平或城市綠化、亮化工程,進而大規模發展新城區、開發區、工業園區,的確讓中國很多城市在“面子上”和“速度上”令人驚嘆。20年,絕大多數城市的建城區面積擴張都在10到20倍以上,這種城市擴張速度的背后,卻是事實上的粗放和低效。由于追求“大躍進”般的高速度、快增長,中國城市幾乎沒有考慮建設完善的地下排水排污工程。這種“重地上、輕地下”的建設理念,導致中國城市防洪能力日漸衰退。廣州、上海、杭州、南京、寧波、北京、南昌、武漢等大城市,幾乎都經歷了暴雨襲城帶來的“城市地中海”現象。
粗放型城市擴張還存在著“低效城市化”后果。城市快速擴張并沒有伴隨著城市經濟增長的倍數增長,也沒有相應的城市人口的同比增長,更沒有形成解決“城市病”的能力。按理說,城市建成區的10倍、20倍的增長,必然是伴隨著經濟、人口、城市效能的同比例增長,但數據表明,城市建城區單位土地面積所創造的GDP卻并未因城市增長而同比增長,除了廣東一些城市之外,比如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北京、常州的建城區單位產值分別排在第27、72、81、90、101和112位。這種低經濟效益的土地利用現象反應了城市擴張存在著“非經濟用地”的過度增長。同時,這些排在后面的大城市,在城市交通擁堵、城市空氣污染、外來人口居住緊張、教育、醫療、住房成本卻居高不下。所以,一邊是城市土地經濟效率的低下,一邊卻是城市生活成本高企,顯而易見,大多數粗放型增長的城市,城市土地利用基本都存在低效能特征。
粗放型城市擴張呈現“耕地非農化”后果。由于耕地良田大多處于平原地帶,也一般處于城市外圍圈層,因此也是最低成本、最易開發的土地。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城市化擴張,絕大多數都以“蠶食”周邊農村及其耕地作為首選策略。報告顯示,“1990到2000年期間,約有53.4%的城市擴張面積來自耕地;2000至2010期間,這個數字達到68.7%。”可見,中國城市化擴張,幾乎都伴隨著周邊農村的消失,耕地的蠶食,屢屢頻臨的糧食危機,CPI紅線,便是這種行為種下的苦果。中國絕大多數城市的擴張都是以政府低價征收農民土地,高價賣給開發商,或開發成工業園,或政府大興土木。盡管很多的確的開發區最終成了“百草園”、“落荒區”,但政府依然沒有停下圈地的腳步。同時,這種“往低處耕地”發展的趨勢,導致了中國城市海拔持續下降,防災能力更加脆弱。這種“低處前進”的開發模式,給本已“脆弱不堪”的城市地下工程“雨上加雪”、“雪上加霜”,暴雨成災已成定勢。
粗放型城市化對中國來說已經成為了巨大的包袱和災難。要走出這種城市化的“窠臼”和“誤區”,必須要實施“精明增長”戰略,要以大戰略、大視野的理念重新思考城市化的模式與路徑。城市精明增長模式要求:城市規劃注重適度提高建筑容積率、城市人口密度與規模尋求合理比例、城市公共設施的效能提升、城市管理技術和效率的改善、城市單位面積的經濟容積率提高、注重城市防災能力的建設、提升城市生態承載能力、優化城市生活成本等。簡言之,就是強調城市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優化”發展模式以實現城市“精明”增長。
城市不求規模越大越好,而是追求土地利用綜合效能最大化,追求城市便利性與宜居性的最佳平衡點,追求城市面積、容積率與人口規模的最優比例,并且通過精明規劃、精明開發、精明管理,才能最終實現城市的精明增長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