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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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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報駐京記者 楊春
“即使不賺大錢也要進城”
倫敦奧運開幕式“從田園走向工業化”的藝術呈現一直被津津樂道。當一排排大煙囪豎起的時候，仿佛能看到工業革命所改變的世界。
“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已經成為拉動我國發生巨大變遷的三架馬車，城市化將繼工業化之后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引擎。”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著名社會學家李培林感嘆我國城市化進程時說下這句話。
《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城鎮常住人口超過農村常住人口。然而一直到1978年這一數字還是82.1%。據預測，如果未來中國的城鎮化以每年0.8至1.0個百分點的速度快速推進，到2020年前后中國城鎮化率將超過60%。
問題是，這個我們已經面對的50%和即將面對的60%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就中國而言，30%的農村人口足夠，不降到這個關口無法實現現代化。”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采訪的長江學者、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徐勇如是說。
如果把目光轉向那些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不難發現這樣一個現象：整個歐洲，在1945年城鎮化率就是50%，現在的城鎮化率已經超過90%。
在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陸學藝看來，歐洲已經變成一個完全的城鎮化社會。而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實現，但城市化仍比較緩慢。城鎮化率今后的速度還要快，2050年會超過70%或者80%。
“在發達國家，農業人口所占的人口份額和農業產值幾乎成正比。美國的農業人口是5%，農業產值是5%。如果我們的農業產值是10%而農業人口占50%，把這些產值分配在每個人頭上，怎么實現富裕？”徐勇說。
徐勇的這個反問解答了農村人口向外流動的動機：絕大多數都是為了賺錢。
在貧困地區，這一動機尤其突出。長期以來，農民的收入一直低于GDP和城鎮收入的增長，且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在三倍以上。從“不離土不離鄉”到“離土不離鄉”，再到“離土又離鄉”，城鎮化進城成為農村人口流動的動力也是一種推力。
“即使不為賺大錢也要出去也要進城。否則醫療怎么辦？孩子上學怎么辦？”徐勇說。
城市管理還遠遠跟不上
意大利著名哲學家喬萬尼曾說：越是偉大、越是廣土眾民的城市，越是受制于匱乏，因為其需求更多，受更多的必然性的宰制。
中國農民要進城，可中國的城市卻有自己的邊界。1978年，中國只有1.72億城市人口，2011年城市人口達到6.91億人。30年間增加了5億人，比歐盟總人口還多。雖然在今后推動經濟和對于整個社會進步來說，城市已經是主題了，但城市的管理還遠遠跟不上。
“在過去城鄉二元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對于城市的規劃是有局限性的，城市結構也不合理。諸如北上廣等資源高度行政化配置的特大城市由于就業機會多收入水平高，成為農村人口流動的主要去向，特大城市已經非常飽和了。但城市化已然成為主題，不可能圍城不讓外地人進來，就必須求變。”徐勇告訴記者。
顯然，在城市化急劇推進的過程中，土地的快速升值成為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重要源泉。但是另一方面，圍繞地產收益產生的利益博弈，也影響到利益分配的公平。如何處理新形勢下這一兩難問題成為推動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階段。
“城鎮化是自然過程。但如果讓農民進城，卻不能為之提供好的就業機會和后續保障，就會成為一個麻煩的問題。”徐勇認為，現在應該更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讓企業多去中小城市發展，那里土地相對便宜，農村人口也可就地轉移。
目前，統籌城鄉發展、打破二元結構正成為各地發展的新主題，成都、重慶的城鄉統籌試點引起了全國的密切關注。而從全國來看隨著快速交通的迅猛發展，城市化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由農民進城發展到打造都市一小時生活圈，新型城鄉關系正在形成。
陸學藝算了一筆賬：城鎮化率若按照1.3%、1.4%的速度增長，每年還要有1000萬農民進城務工。但農民工不是單單自己進來，他的家屬、小孩還要進來，要搞全體城市化。這樣會產生很高的生產力，如果搞真正開放和滿足民生的社會建設，包括戶籍體制改革，將對經濟增長會有很大幫助。
而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此前也曾表示，如果通過改革使這些人的消費潛能完全釋放，則城鎮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還將增加至少1-2個百分點。
不能以鄉村衰敗為代價
在現階段，農村人口流動的影響和后果十分復雜。有些地方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出現了“圈地拆房”、強推農民進城上樓的現象，很少考慮農民進城上樓后農業和農村怎么辦？這正是當前我國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發展中的最大軟肋和難題。
徐勇表示，將堆積在土地上的眾多人口解放出來具有重要意義，也出現了鄉村發展“空心化”。鄉村發展“空心化”的后果不僅使農村經濟得不到發展，而且會增加治理的成本和難度。現在不僅要研究農民對土地束縛的掙脫，更要追問掙脫土地束縛之后的農村和農民的情景會怎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趙樹凱主持的一項大規模調查表明，在農村外出人口中，35歲以下的年輕人占總數的86.3%，且外出人口的整體素質普遍高于未出者。由于農村精英流出太多以致于在家鄉務農的人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在這種情況下，傳統農村生產方式由于缺乏知識、技術等先進生產要素的注入只能維持原有水平的簡單再生產。
徐勇認為，城市的發展不能以鄉村的衰敗為代價，中國的發展除了城市突破以外，還必須有“綠色的崛起”，即鄉村的發展和穩定，需要實現由人口流動到土地流轉的體制創新。
不把一部分農村人口轉移出去，土地規模無法擴大，或者種地也沒有合理效益。可當人口被轉移，土地閑置的情況又出現了，這就讓如何進行合理的土地流轉成為一個新問題。
“現在需要三大要素支持：國家政策、土地規模和農業技術。應讓土地流轉到愿意種田也能種好田的人手上，城市也應提供更多好的工作機會和社會保障，使其成為農村人口向外流動的動力。”徐勇說。
■聲音
“中國農民要進城，可中國的城市卻有自己的邊界。”
“就中國而言，30%的農村人口足夠，不降到這個關口無法實現現代化。”
“將堆積在土地上的眾多人口解放出來具有重要意義，也出現了鄉村發展‘空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