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2-08-07 09:08:17
來源：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 作者： 陸銘
危機當前，不應固守著一些舊有的觀念而敵視城市化，更不要對大城市的發展帶有偏見
面對中國經濟目前的下行趨勢，是值得復習一下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時候了。恰恰是因為這些最基本的原理被忽視，經濟的結構性扭曲日益嚴重，增長的失衡和宏觀的風險不斷累積。
增長中的扭曲
經濟增長在短期里是個需求問題，消費不行靠出口，出口不行靠
投資，但這個游戲是玩不長久的。凡是我們談到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時候，就必須在長期的視野里看增長。
長期以來，在利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國的利率較低，甚至很多年的實際利率為負。如此，企業和地方政府當然是能借就借。尤其是地方政府，先借了再說，還錢是下屆政府的事。更重要的是，利率并不真實地反映資金的價值，低利率實際上補貼了地方政府這樣的借款大戶。在這樣的增長模式下，結果難免投資總量過多且效率低下。這意味著，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多少偏離了最優的平衡增長路徑。
要使中國經濟重回平衡增長路徑，必須調整消費和投資的關系。但目前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方式來啟動消費。結果，經濟就陷入這樣的怪圈：貨幣一松，利率一降，投資就上；投資一上，經濟就熱，然后政府再緊縮，經濟下滑，地也賣不動了，財政吃緊，于是再擴張。靠什么？還是投資。
問題是，研究發現，我們的基礎設施投資效率并不太高，每一輪擴張，低效率和風險可能都在不斷地積累。
效率從何來
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除了取決于人均的資本裝備以外，還取決于生產率的提高。對于中國來說，在投資有些過度的情況下，更應該強調提高生產率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意義。人們容易想到，生產率取決于教育水平和創新能力，其實，在中國，首要的問題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的效率。如果沒有效率，數量擴張不會轉化為實際有效的增長。
接下來的問題是，效率何來？
如果看研究，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區域經濟的問題。在欠發達的內地，投資效率更低一些，而且，那些地方的投資有更嚴重的資本密集化傾向。最近十年，中國實施的區域間平衡發展戰略直接推動了國有投資向內地轉移，對此，人們只提平衡發展政策帶來的內地更快的增長速度，卻忽略了其中的低效率問題，以及給整體經濟帶來的長期風險。
組織效率和配置效率這兩種效率損失，都與區域平衡的政策有一定的關系。
人們總是忽視地理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看不到經濟在沿海地區發展能節省國際貿易成本并有利于國際競爭力提升，也看不到經濟集中在大城市周圍所產生的規模效益。于是，當動用行政手段來引導資源向地理劣勢地區轉移的時候，難免損失了大量資源配置效率。
如何兼顧平衡與效率
2004年前后，中國內地省份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超過沿海省份。從縮小地區間差距的角度看，這似乎是件值得慶祝的事，甚至被認為是區域經濟格局的轉折點。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轉折點是與另兩個現象同時出現的。一方面，在2003年，政府對全國各地的開發區進行了治理整頓，開發區企業數量大幅度下降。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發區政策和相應的建設用地指標供給被用作支持內地發展的手段，之后，內地在開發區企業總數中所占的比重有明顯上升。另一方面，從2004年開始，沿海地區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現象。
如果這些現象同時發生不是巧合的話，那么，這意味著，行政性的區域平衡發展政策把大量勞動力滯留在了內地，即所謂“家門口也有打工的機會”，這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勞動者的工資上升本來應該是好事，但如果效率沒有同步的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將受損。
敏銳的讀者會問，2004年之后，中國的出口不是上升更快了嗎？沒見到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受損啊？持續的投資增長加上新增投資更傾向于使用節約勞動的技術，使得單位勞動的產出持續增長，反過來說，則是單位產出的勞動成本持續下降，中國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反而上升，掩蓋了效率的損失。隨著工資的持續上漲，一旦投資的推動力不可持續，而效率的改進又缺乏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便可堪憂。
最近十年，中國經濟走過的道路說明，用行政手段來追求平衡代價甚大。而如果換個思維方式，不要追求每個地方都發展工業，那么，中國的不同地區就可以形成合理的分工，有的地方成為世界級的大都市圈，其中心城市像紐約和東京一樣；而有的地方則可以專業化于旅游、農業和資源型產業，像美國的內華達州或懷俄明州。這樣的區域間分工也能夠實現平衡發展。不同的是，這種平衡是在人均收入和生活質量意義上的，而不是經濟總量意義上的。
如果想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兼顧平衡，那就必須實現人口的跨地區自由流動。
再廣義一點來說，就是需要生產要素的跨地區自由流動，包括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使用權。這意味著，經濟仍將進一步向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三大都市圈，以及一些區域性的都市圈集聚。必須再次強調，在生產要素跨地區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平衡是人均意義上的。地理劣勢地區不管是發展農業、旅游還是自然資源型產業，本質上都是依靠本地的資源，要致富，只能通過移民減少本地的人口數量，從而提高其人均資源占有量。
調整城市化的戰略
無論是從調整消費與投資的關系的角度，還是從提高效率的角度，當前的城市化道路都應該有所調整，從而為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供動力。
在人類歷史上，當一個經濟體達到50%的城市化率的時候，其城市化速度是加快的。但在中國，由于戶籍等制度的制約，城市化率嚴重落后于工業化率。國際上公認的看法是，以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化水平而言，城市化率應比目前的水平高10個百分點。
2011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剛剛超過50%，本應有較快的城市化速度。但目前的戶籍和土地等制度仍然在制約城市化進程，“十二五”規劃將五年內的城市化水平提高速度設為四個百分點。事實上，近年的城市化速度明顯快于規劃。對于城市化的客觀規律如果缺乏正確認識，對其進程制約越多，經濟的結構性扭曲就會越嚴重。
城市化能夠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與小城市相比，大城市更能為低技能勞動力提供就業崗位。大城市集聚了大量現代服務業，這些服務業需要低技能者與其配套，同時，金融、貿易、文化等現代服務業的從業人員收入較高，對消費型服務業的需求更旺盛。
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能夠提供服務消費的多樣性，當經濟進入后工業化階段時，城市對于提升消費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對于大量進城農民來說，如果能夠長期在城市定居，他們一生的收入軌跡就將改變，不至于未來還要回到農村做回農民，這樣，他們的消費也將提高。
城市化和大城市的發展是個“正和游戲”。危機當前，不應固守著一些舊有的觀念而敵視城市化，更不要對大城市的發展帶有偏見。
(作者系復旦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兼職教授。此文為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工作室”獨家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