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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三座大山造成了權力關系對收入機會分配的決定作用：第一，國有資產的壟斷地位，包括國有企業在重要行業的地位、國家對銀行以及其它金融資源的壟斷、政府對土地的壟斷，政府集中擁有這些資源后權力關系的價值就高，權力支持誰發展誰就能發大財，否則寸步難行；第二，各行各業都充滿行政審批，行政管制無微不至，從餐飲、零售到制造業、互聯網、電信、能源、金融、銀行、基金等，得不到審批就無法開業或擴張；第三，征稅權不受制約，名義上征稅是為了轉移支付、為了二次分配，但在缺乏財政透明監督的背景下，征稅不僅沒實現應有的轉移支付，反而把更多國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給形象工程提供了更多資金。這些形象工程不僅讓資金錯配，社會就業被抑制，還讓擁有權力關系的群體得到更多超大項目。

　　在任何國家，政府權力都可以扭曲不同群體的收入機會。但是，當政府不壟斷金融資源、企業以私有為主、征稅權受到制約、行政管制不是無孔不入時，權力就不會有那么高的價值，掌握權力或接近權力的人不見得能輕易成為億萬富翁，行賄的動力不大，權力就不會是扭曲收入分配的主因。相反，如果在一個國家里一方面是政府權力不受制約，另一方面各類資源、國民收入和審批權又都掌握在政府權力手中，那么，真的是政府想讓誰成為富翁，他就能成為富翁。

　　在中國，“贏者通吃”也是越來越顯著的現象，只是決定“贏者”的第一要素是權力關系，而不是現代技術、全球化或者規模化商業模式。即使有好的商業模式或者現代技術帶來新的發展機會，如果沒有權力關系，你未必能成為富翁。有意思的是，國有銀行、國有資產和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權力價值的經濟基礎，現代商業模式使權力關系的經濟價值上升幾個數量級，而資本市場給權力關系變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不需要等好久，當下就能變現。因此，在規模化商業模式和現代資本市場的幫助下，三座大山造就了中國獨特的收入差距與財富分配結構。

　　在我們思考、討論中國收入差距問題時，不能簡單地回到所謂“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到底該側重哪一方的老框架上，而是必須看到現代經濟的特征，認清新型行業在創造價值時跟傳統產業的差異，否則在政策層面難以對癥下藥。尤其是我們不能假定“政府等于公平”，不能認為“如果你在公平與效率中選擇了公平，那么在政府與市場中你就選擇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組織的，要看權力部門、掌權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監督制約，否則，把更多資源、更多管制權給予政府，等于讓權力關系在收入機會分配中起更大的決定作用。當政府權力不受制約時，在“政府與市場”中選擇給政府更多權力，只會導致更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不降反升。所以，扭轉收入差距的最重要一步是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和國有資產民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