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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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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一問責規定在2009年就已經出臺，各地根據這一規定都在制訂實施辦法，江西省在年初出臺的辦法中還有“兩年內不得提拔”的額外限制措施。但這些實施辦法對復出程序設計仍較為模糊，很少涉及民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一年”的期限也顯得較為寬松，筆者認為其效果難令公眾滿意。
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官員在厘清責任、吸取教訓以后復出，本身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們不能因為某次錯誤就把人一棍子打死。被問責的官員復出總是會引起強烈的質疑，這中間有一定的非理性態度。公眾對問題官員復出最大的疑慮，不在于這些犯過錯誤的官員是不是復出了，也不在他們應不應該復出，而在于他們是如何復出的，這中間到底應該如何進行規范。從當前一些引起熱議的案例看，這些官員的復出都過于“快速”而“低調”，從而引起民眾對任免程序的質疑，讓人覺得當初的“辭職”或“免職”就是走過場。
規范復出程序就非常重要。有學者提出了應對問題官員的復出提名、復出的考察、復出的討論決定等程序都進行明確，并加強源頭治理，對用人失察、失職者也要追究其責任， “不僅要嚴厲約束復出官員，更要嚴厲約束任用復出官員的官員”。
但我認為，規范程序的目的還在于樹立官場的道德觀。因此，對免職官員不能先一免了之，再悄悄“用”之，而是要對相關錯誤進行追究，認清其應該承擔的責任，在考察期內確保其對所犯錯誤有非常明確的認識，并勇于承擔和改正錯誤。從現實情況看，一些官員復出似乎太“不痛不癢”“毫發無損”了，看不出“引咎”、“免職”的恥感文化。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種“恥感”的缺失，又有更復雜的緣由。它反映出整個官場生態的問題。一些官員被“免職”，往往被認為這并非其個人錯誤，他們是服從領導指示，服從地方或部門的利益，做了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出了問題，他們“勇于”承擔了責任，因此，在領導眼里，他們不但不該被處分，反而應該被嘉獎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復出自己可期，哪里還需要嚴格的審查？
問題干部復出的問題，反映的是有的地方干部任用機制問題，規范權力運行機制，培養官場“恥感文化”才是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