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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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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的楊老板等一干人馬最近又一起團購了南四環附近的11套房子，房價達到13000元/平米，而在今年4月份相臨的一個樓盤的促銷價格是8500元/平米，據說這個相臨樓盤漲到了15000多元/平米。這已是楊老板買在最近2年內買的第2套房子，之前楊老板已經在北京定居下來，這兩套房子都算是投資購房，去年初在麗澤橋買的那套房子剛剛交房還沒有裝修。
問到楊老板等人為什么要買這么多的房子作為投資？他們說因為看了幾個樓盤不是房子蓋好了不賣，甚至售樓處都不開門，就是樓盤開盤有種搶購的氣氛，到了那個環境就有買房的沖動。另外就是從售樓處貼出的單子來看，似乎每天都在漲價，這個勢頭早買房劃算呀。
與此同時，在單位當保安員的小王最近給領導寫了辭職報告，小王辭職的原因沒有別的，就是因為夫妻孩子三地分居，造成很多的家庭矛盾。雖然小王對現在的工作很滿意，但是在廣東東莞打工的妻子確舍不得那里的工作，另外真要夫妻到北京團聚，小王的收入恐怕只夠房租了，難以保證全家的生活需要，這么看來小王一家在北京是沒有生存空間的。
但是像小王這樣的情況在北京太普遍了，住房已經成了這些新北京人的最大難題。不少的打工者，其實說是全部差不多，已經被高房租趕到了大興、昌平、通州的6環附近地區，原來的像朝陽、豐臺等城郊結合部已經沒有打工者立足的地方了。
這還是在相對高房價很低的房租來說的，相對高房價來說，這些人要想在城里買房更是天方夜談。
一方面是有錢的人在不斷地買進房，另一方面是城市里的主要勞動力被趕出城外；一方面樓盤的銷售火暴的惹眼，另一方面是交房幾年后的小區依然是黑燈瞎火的鬼城；一方面是投資者積極進入，但都是空置起來并不期待出租，另一方面把收回投資的渠道統統寄托到了房價上漲上；一方面誰都知道，任何商品都有脫離不了有漲就有跌的經濟規律，另一方面，人們又把希望寄托在了房價只升不降的神話上。
最近就要面臨拆遷的朋友也面臨找不到合適的搬遷房源的問題，其實像這位朋友家在宣武的這處高墻大院，以前不是會館也是大宅，完全應該保留下來。問到朋友為什么不選擇經濟適用房，他說，等4、5年也不一定能排上隊。現在房子緊張到把人家的房子拆了，都不能給解決一套經濟適用房，這個市場確實是出了嚴重的問題了。
這么看來，提出給打工者也就是給外來人解決城市住房，會讓感到是在說夢話。但是我們在解釋房價上漲的原因時，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進城卻是最重要的一個理由，甚至都有數字顯示每年有多少農村人口要進城云云。
其實，給農民工解決城市住房問題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程度，農民工及其子女三地分居，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保安小王的問題其實是很普遍的問題，去年解決了農民工的保險問題，今年又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計劃，以后不再有固定工和臨時工的差別，城市戶口的壁壘被打破也是早晚的事，包括北京這樣的城市。
因此城市化發展也好，城市生活、城市建設需要也好，農村人口進城定居是必然的過程。
在行政壁被一步步被打破之后，高房價正在成為阻擋農民進城的最大障礙。不管什么原因，只讓富人們把房子買走，只把有錢人引進城市，這樣的社會結構是不穩定的，既滿足不了城市的需要，也會給農村造成太多的拖累，給整個社會造成傷害。
11月12日8時左右廣西賀州市發生的爆竹作坊爆炸事件中死傷的13名兒童全部為“留守兒童”。當地干部反映，全村百分之七十的青壯年都在廣東等地打工，小孩留在村上由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照顧。由于老人身體狀況和精力欠佳等原因，這些“留守兒童”大都缺乏應有的家庭管理和教育。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1月10日的一項調查顯示，廣州監獄中近80%的年輕囚犯都曾在成長階段被進城務工的父母留在農村。調查結果突出表明，城鄉分化正在擴大，而且很多“新一代外來務工人員”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約有2000萬左的留守兒童，他們的成長已經不是這個家庭的事情，而是社會的責任，是國家的事情，政府方面應當高度重視。
龍永圖最近指出，歷次城市化進程中，都伴隨著人口的大遷移。“美國英國歐洲都如此，我們中國也不會例外。”他舉例說，過去30年中，珠三角長三角吸引了內地1.5-2億農民工。
龍永圖認為，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必須實現城市經濟的協調發展。“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怎么樣使轉移出來的農民，他們在城市工作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后，真正住下來成為城市的居民。”
如果這一部分的農民工不能夠成為真正的市民，那么，一方面成為經濟不穩定的因素；另一方面，“轉移到城市里面的農民工，干了五年十年，正是經濟發展最需要的藍領工人。”如果藍領工人、技術工人流失掉，這個城市的經濟是不可能維持的。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所有的好處，背后都有成本。這種情況，已經帶來了十分巨大的經濟、社會、政治代價。現在談這個問題可能有點早，但是這個問題可真不是個小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