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能否成功,能否拉動內需,取決于中國真實城市化過程,取決于城市化過程中的財富分配均衡度。
城市化可以拉動消費,幾乎成為公理。
引用一組研究數據,各國發(fā)展經驗表明,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確實會產生巨大的消費“累計效應”。據測算,城市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會有1000萬到1200萬人口從農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費是農村的2.7~3倍,約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總額大約增加1200億元。按這個預測,如果中國城市化率在未來10年左右提高10~15個百分點,僅居民消費就可以拉動1.2萬億~1.8萬億元。考慮到消費乘數,以3倍測算,可以拉動3.6萬億~5.4萬億元的消費總量增長。
據麥肯錫公司發(fā)布的報告,按照目前中國城市化的發(fā)展趨勢,中國的城市人口將于2025年達到9.26億,到2030年將突破10億。移民將成為中國未來城市化的驅動力,帶動2005年至2025年70%的城市人口增長。到2025年,中國新增的3.5億多城市人口中將有超過2.4億的流動人口。報告稱,中國個人消費的增長將主要出現在城市,“中國城市消費量在2008~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創(chuàng)造一個相當于2007年德國市場總規(guī)模的新市場”。
在啟動國內投資方面,每增加一個城市居民,城市需要新增固定資產投資50萬元,如果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帶來的年投資需求就是6.5萬億元。根據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的測算,2010~2015年間,由城市化帶來的城鎮(zhèn)固定資產投資增量可以達到9萬億元。
以農民工為例,有測算表明,如果要在20年間讓1.3億農民工及其家屬市民化,城市每年需要新建保障性住房650萬套(5.2億平方米、戶均80平方米),這對鋼鐵、水泥、建材、家具、家電等57個相關行業(yè)將產生重要的拉動作用,同時還將為進城農民新創(chuàng)造2000萬個就業(yè)機會。
不同的城市化拉動消費的作用是不同的。
印度、巴西均為人口大國,但在城市化過程中常見的景觀是城市邊緣出現龐大的貧民窟,城市化過程中出現可怕的無消費現象。據2007年印度官方公布人口統(tǒng)計數據,印度貧民窟的居民數量從1981年的2790萬升至2001年的6180萬,印度最大的城市孟買650萬人中有近一半居民生活在貧民窟中。過去20年,貧民窟居民人數增長一倍,超過英國總人口數量。在此期間,印度人口從6.83億增至10.3億,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每天的消費水準不到1美元,而印度的經濟在21世紀后每年平均以8%的速度增長。由于文化因素,印度是世界黃金消費大國,卻未能成為全球消費增長地,未能帶動國內產業(yè)發(fā)展。
國際情況不妙。據世界觀察研究所和全球環(huán)境研究所2007年在北京共同發(fā)布的 《世界報告2007:我們城市的未來》中文版,稱全球30億城市人口中有10億居住在“貧民窟”。如果全球發(fā)展優(yōu)先領域不包括大規(guī)模掃除貧困,那么到2030年新增的11億人口中,將有超過一半居住在“貧民窟”。
城市化進程不一定提升消費,不一定產生城市群,反而可能產生貧民窟現象,此時要做的不是鏟除貧民窟,而是鏟除產生貧民窟的根源,即在城市化過程中剝奪農民資產,以及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公,使貧困產生代際傳遞,無法提升消費水平。二戰(zhàn)后日本的新土地運動與中國臺灣地區(qū)上世紀50年代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成功的案例,農民成為有資產者、成為有專業(yè)能力的勞動者,順利融入城市,成為有效消費群體。
值得強調的是,最新研究顯示,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無法在短期內拉動消費,但沒有基本社會保障體系無法建成未來消費基礎,因此在工業(yè)化階段的人口大國,既要建立社保體系,又要防止社保不公、在某些領域過度福利化。
城市化過程中提振消費需要制度保障,需要重建資產分配體系,重建技術工人的培訓渠道,重建資產套現后的使用模式。此時,研究二戰(zhàn)后各國城市化成敗史,對于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