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體報道農村考生保送機會少,造成“城市生源在高校保送招生制度中的入學機會是農村生源的17.2倍”的現狀,主要原因出在有資格保送學生的“超級中學”多集中在省會大城市中。因此,該報道引述幾位學者的意見,認為解決辦法在于“將招生計劃向高等教育欠發達且生源數量多的地區傾斜”,例如“增加對農村子女的保送比例”。
媒體關注弱勢群體的升學機會,還發出向農村地區增加保送甚至招生比例的呼吁誠難可貴,應該支持。但是,報道中引述的該項研究,以及相關的政策建議,卻是基于一個不一定準確的假設:城鎮戶籍等同于強勢家庭背景,農村戶籍等同于弱勢家庭背景。因此,其建議似乎覺得,只要把指標多撥一點給農村戶籍的學生就可以解決問題。
筆者認為這一判斷值得商榷,因為戶籍并不是判斷學生家庭背景的最佳指標。眾所周知,城市學生有來自低保戶家庭的,農村考生也有干部家庭背景的,是否來自弱勢家庭背景并不完全與戶籍畫上等號。
問題出在以戶口而不是職業作為認定弱勢家庭背景的依據。因為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中國學者慣以城鄉戶籍把中國的社會階層簡單地劃分為城市與農村兩類,這在1949年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有一定的適用性,但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近年已經開始不適用。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會出現很多著名高校的教師受訪時表示覺得整個學校沒幾個農村孩子,但數據卻顯示“五個里有一個是農村的”,因為在這些名校里,即使仍是農村戶籍的,也大多不代表當代農村的主要階層。
說實話,也正是因為用了戶籍作為錄取機會比較的指標,才能得出17.2倍這個實際上相對溫和的數字。如果像西方學術界那樣,使用學生家長的職業進行比較的話,這一比例將遠高于17倍。事實上,南京大學學者張玉林和劉保君在2005年發表的一個基于擴招前的生源數據的研究發現就指出,上世紀末干部子弟進入重點高校的機會已是農民子弟的31.7倍,高等教育的階層差距早已遠遠超越了城鄉經濟差距。擴招十三年了,現在的真實比例,筆者和很多人一樣,不敢也都不愿再去想。
沒有人可以保證農村地區的保送名額能在農村各階層間公平分配。更何況,農村保送生的名額可能早已被農村戶籍中的強勢階層把持。增加這一比例,未必能讓農村戶籍中的弱勢階層獲益,倒可能誘發戶籍造假:城市強勢階層為了取得保送名額而把子女的城市戶籍暫時轉為農村戶籍。因此,我們希望,中國各大名校若想通過錄取比例來緩解教育不公平的現象,那么恐怕必須在認定弱勢家庭背景學生上多下點功夫。畢竟,把教育機會遞送給寒門學子,要突破的是既得利益階層為獲得優質教育資源而在社會結構中布下的“天羅地網”,不可能是翻翻登記冊上的戶籍欄那么簡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