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所面對的一個新挑戰是,結構性勞動力短缺成為普遍現象,普通勞動者工資持續上漲,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趨勢,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必然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如何看待這一趨勢,以及其對我國制造業的影響,并作出相應的政策安排,揭示未來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源泉?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對此作了深入分析。
記者:近期,關于我國勞動力競爭優勢的議論很多,存在著不同觀點。但不容回避的是,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確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變化,突出表現在這些年勞動者工資上漲加快、部分企業出現招工難。如何看待這些現象背后的勞動力供求變化趨勢?
蔡昉:我國的總和生育率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低于2.1的替代水平,目前僅為1.5,甚至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在長期處于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發生變化。這種人口結構變化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就是自2004年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以來,勞動力短缺已經成為一種全國性現象,2011年制造業招工難前所未有地成為一些企業遭遇的困難。在勞動力供給增速減慢的同時,經濟增長仍然保持著對勞動力的強勁需求,城鎮就業繼續迅速增長。如果把勞動年齡人口作為勞動力供給的代理指標,把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和城鎮居民就業人員作為勞動力需求的代理指標,可以看到,在2002年至2010年期間,勞動力供給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1%,而勞動力需求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2.6%。
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改變了我國資源稟賦長期存在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農業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不再像理論假設的那么低下,工資不再由生存水平決定,而是更加敏感地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數據顯示,首先,農民工工資在多年徘徊不變之后,2003年以來提高明顯加速,在2003年至2011年期間保持實際年增長率13.9%。其次,就使用較多非熟練工人的制造業和建筑業來看,這兩個行業的工資在2003年至2008年期間的年度實際增長率分別為10.5%和9.8%。最后,從農業中雇工的工資變化看,在2003年至2009年期間,糧食生產中雇工工資平均每年增長15.3%,棉花生產工資年增長11.7%,在規模養豬中就業的工人工資年增長19.4%。這種勞動力短缺的出現以及普通勞動者工資持續上漲的現象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挑戰值得給予高度重視。
記者:勞動力比較優勢是我國制造業的傳統競爭優勢。如果勞動力供給發生明顯變化,會對我國經濟增長特別是制造業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如何看待這一影響?
蔡昉:按照目前的就業彈性推算,如果未來GDP增長速度為年平均10%,第二產業的勞動力需求將增長4.7%,而在GDP增長速度為8%的情況下,每年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將為3.7%。長期以來,我國關注的是如何通過保持經濟增長速度解決就業問題,而今后的問題可能會變成如何保持經濟增長所需的勞動力供給。
近年來,特別是我國經濟從國際金融危機中復蘇以來,招工難已經越來越成為影響企業開工和經營績效的制約因素。一項對于不同類型企業的調查表明,勞動力成本提高20%,對那些競爭性行業的企業來說,因行業的勞動力成本占比不同,而分別降低企業利潤水平20%至65%不等;另外一項研究則模擬了未來我國貿易順差減少的路徑,得出的結論是,這種人口結構新特征——老齡化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將通過消費率上升和儲蓄率下降兩條途徑大幅度減少貿易順差。配合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如果以2016年貿易順差降到零為基準的話,人口因素的作用可高達59%。
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消失的更根本性影響則在于,以資本和勞動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再能夠保持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在二元經濟發展條件下,勞動力供給充足可以打破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維持一個以資本和勞動投入為基礎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隨著勞動力短缺的出現,資本投入過度則會遇到報酬遞減現象。
統計分析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資本勞動比長期沒有實質性提高,但資本邊際報酬卻保持較高水平,表現出勞動力供給充足所產生的抑制資本報酬遞減的作用。但是,1993年以后,資本勞動比的上升與資本邊際報酬率的下降同時發生了。根據另一項估算,全要素生產率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從1978年至1994年期間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年至2009年期間的31.8%,并預計進一步降低為2010年至2015年期間的28%。與此同時,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資導致的資本勞動比率升高。在上述3個時期,資本勞動比提高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從45.3%提高到64.7%,并預計提高到65.9%。根據日本的經驗,這個趨勢很可能會導致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不可持續,進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
由此可見,單純依靠物質資本的投資,作為供給方面的經濟增長源泉是不可持續的,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力也是不能保持的。實際上,惟有把經濟增長轉到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來,制造業才可能保持和不斷贏得新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