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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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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夜晚的天空俯瞰首都，北京城像一個光芒四射的舞臺，但舞臺四周，你會發現一圈寂靜、灰暗的“項圈”。
“灰項圈”在學界有一個專用名詞：“環首都貧困帶”。2005年8月17日，亞洲開發銀行的一份調查報告首次提出：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河北的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萬貧困人口。
七年之后，2012年3月，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其聯合發布的首部京津冀藍皮書中再次指出，“環首都貧困帶”不僅未能縮小與北京周邊郊縣的貧富差距，反而愈加落后。
在地理版圖上，環首都貧困帶并不屬于北京，但數百年來它們與北京毗鄰而居。作為京畿護衛，貧困帶與北京唇齒相依，卻貧富云泥：當古老的北京向著世界級的大都市急奔而去，部分居住在貧困帶上的鄰居們還停留在“走泥路”“住舊房”“沒新娘”的貧困狀態。
多年來，北京靠政治優勢長期吸吮著周邊地區的資源，雖然近年已開始反哺，但歷史形成的“貧困帶”問題依然存在。雖然有些貧困帶上的城市已從北京的發展中受益，更多的縣城仍亟待“脫貧”。
2011年，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了建設首都經濟圈，給貧困帶開出了一劑藥方，但北京與周邊地區的聯系、互動機制是什么？這種機制如何影響、塑造其周邊地區的發展？“經濟圈”如何破除“貧困帶”？答案仍舊待解。
京冀的貧困壕溝
貧困帶的“傷口”僅靠河北一劑猛藥幾乎難以“愈合”。必須保證北京在吸吮資源的同時，給予相應的生態補償，形成一體化的良性互動，而不是讓這座滿懷國際大都市夢想的城市孤獨地成長。
一條越來越深的“壕溝”涇渭分明地把北京與其近鄰——河北分隔開來。
“壕溝”的一邊是氣派的高樓大廈和寬闊平坦的馬路，另一邊是低矮破舊的土坯房和崎嶇不平的小道，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張慶黎甚至將其形容為“地界相連兩重天，歐洲非洲各一邊”。
事實上，“非洲”對“歐洲”已成包夾之勢，形成了一條環繞北京的貧困區域。2012年3月，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京發布首部京津冀藍皮書——《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發展報告（2012）》，報告稱京津冀區域發展不協調，突出表現為中心城市的虹吸效應，導致地區間經濟梯度落差過大，而其中的“環首都貧困帶”問題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在該藍皮書的一篇分報告《河北省環首都貧困帶現狀研究》中，對比了從2004年至2009年的貧困帶地區京冀兩地的人均GDP、財政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三項收入指標。其中2004年，三項收入指標京冀比均在2倍以上，而2009年地區財政收入京冀比竟高達9倍以上。更重要的是，“五年內，邊界兩側各項收入差距擴大勢頭依然迅猛，邊界兩側農村居民的生存狀態正在由不平等走向更大的不平等”。
“壕溝”越來越深
在認真分析了京冀兩側的數據之后，韓勁想到了“壕溝”這個詞，并把它寫進《河北省環首都貧困帶現狀研究》報告之中。韓勁是石家莊經濟學院的教授，因從小生活在農村，博士論文又是研究貧困山區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對于貧困問題一直比較敏感。2010年，韓勁受邀參與了保定的“十二五”規劃討論，她在實地調研中發現，河北淶水縣與北京房山區僅隔著干枯的河道，差距卻異常明顯。“就拿養老保險來看，北京那邊每月400多元，河北這邊只有55塊。”韓勁說。
“環首都貧困帶”最早出現于官方表述中是在2005年，彼時，環首都貧困帶被稱為環京津貧困帶。2005年，亞洲開發銀行與河北省政府公布的《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稱，由于歷史和主客觀多方面原因，河北與京津接壤地區形成一個貧困人口集中的貧困帶，并將京津以北連片的24個縣區作為研究對象。報告數據顯示，改革開放初期，京冀邊界兩側本處于同等發展水平，然而到了2001年，貧困帶上的24個縣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GDP、地方財政收入分別是北京一側區縣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韓勁好奇的是，如今這三項指標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她在研究時發現，2004年至2009年，五年時間內，京冀邊界地區財政收入落差以接近40%的年均環比增長率超正常“增長”，特別是 2010年北京地區財政收入的環比增長率高達146.35%，而河北一側則呈現下降趨勢。韓勁說，較高財政收入就會在北京邊緣地區形成較高的社會公共服務水平，而河北省的表現卻恰好相反，為此，京冀邊界兩側的居民待遇的不平等會更加明顯。這種差距還特別體現在交通上，曾有人戲言，閉著眼坐在車里，只要開始顛簸，就知道已進入河北境內。
與北京一側的強勢增長相反，2004-2009年，京冀邊界河北一側各項收入的增長勢頭均在下降，“京冀邊界差距繼續拉大不僅是目前的事實，而且是未來的趨勢。”韓勁說。
在2005年的《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提到，貧困帶有24個縣（區），共有國家級和省級扶貧工作重點縣21個，貧困人口180.4萬人，貧困標準為年人均收入625元，占全省貧困人口的35.86%。
而河北省發改委與河北省扶貧辦2011年9月的調研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環首都貧困地區有25個國家級和省級扶貧開發重點縣，貧困人口235.9萬人，占全省貧困人口的42.1%。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淶水縣人均生產總值為1.1萬元，房山是4.4萬元；全部財政收入，淶水是3億元，相鄰的北京一側，房山則高達117.5億元。從兩組數據可以看出，6年間，京冀兩側的差距并未縮小，反而有增大的趨勢。“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張慶黎在今年2月底河北省扶貧開發暨環首都扶貧攻堅示范區建設工作會議上感嘆道。
長期研究京津冀一體化的河北省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所長李嵐認為，因為貧困標準的提高，貧困人口肯定會增多，但京冀邊界兩側差距的確在拉大。
按照韓勁的分析，正常情況下，區域經濟的輻射能力和拉動作用是以中心城區為極點在向外擴展中緩慢下降的，“可從北京到了京冀交界處，這個緩坡變成了懸崖”。
貧困帶的“犧牲”
其實，在大多數經濟大國在發展過程中，均形成了龐大的首都經濟圈和都市圈，但只有中國的首都周邊形成了龐大的貧困帶，這在世界范圍內都是罕見的。
“環京津貧困帶”研究團隊的負責人、河北省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所長李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曾去河北赤城縣調研，當地人開玩笑說，他們的第二產業就是鐵匠鋪，三產就是小賣部。她曾到一家農戶，兄弟兩人，哥哥五十多，弟弟四十多，都還沒有找著媳婦，其貧困程度可見一斑。
在2005年的《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將貧困帶的出現的原因歸結為，敏感的區位條件限制、自然條件惡劣、自然資源嚴重超采和退化、歷史上多次人為破壞和重大決策失誤、扶貧和生態保護決策和管理不能形成合力以及非市場化的資源環境分配方式的影響。作為當年該報告的第一執筆人，李嵐認為，時至今日這些原因仍不過時。
從客觀上講，該區域內生態環境脆弱，適應合理開發利用的土地不足總土地面積的30%，難以形成有市場競爭力的規模經濟。但主觀上說，由于這些區域多處于北京的上風上水區，是首都的生態屏障，亦是城市供水水源地和風沙源重點治理區，所以國家和地方政府不斷加大對資源開發和工農業生產的限制，這就限制了地區的經濟發展。
令李嵐感觸最深的是，為了防風固沙，張家口、承德地區犧牲了許多大項目。如赤城縣共砍掉70多個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項目，關停壓縮了59家企業，導致近千人下崗，每年利稅損失近億元。豐寧縣關停了造紙、礦山等一大批工業企業，年減少工業產值20億元；為了防沙護草，豐寧縣共淘汰山羊35萬只，馬驢騾3萬匹，農民每年直接減少收入近4億元。
類似的例子俯拾即是。除此之外，該地區因地處要地開放較晚也是影響發展的原因之一。河北省一位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若干年前，一個新加坡公司在張家口投資生產大理石，出于某些原因，該項目后來被迫下馬，當地政府不得不向投資商支付兩千萬元違約金。
另一個令河北難以望京項背的是，因財力有限，造成了“同策不同利”，與北京政策待遇不對等。例如，在“村村通”公路補貼上，河北每公里只有3.5萬元,而北京高達35萬；生態移民上，河北省補助標準是每人5000元，北京市補助標準是每人1萬元；人工造林上，北京市的補助標準為3000元/畝，而河北省只有200元。
事實上，這種政策待遇的不對等，某種程度上也加劇了環首都貧困地區與北京相鄰區縣發展的鴻溝和不平等。
木桶上的短板
在中國政府的“十二五”規劃中，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已上升為國家戰略，而在此區域內的貧困現狀影響著該戰略的實現。如果把京津冀區域一體化比作木桶，環首都貧困帶則是木桶上最短的那塊木板。
實際上，京津冀一體化的前身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的環渤海戰略。2004年2月，京津冀地區發展戰略研討會在廊坊舉行，三方正式確定一體化的發展思路。然而，京津冀一體化的合作卻一路坎坷。
事實上，京津冀合作的難點在于首都、北京、天津和河北“四方”的關系，其中，經濟合作還摻雜著政治因素，使得經濟關系變得更為復雜，令單純依靠市場的力量無能為力。
在上述藍皮書的分析報告《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的問題與癥結分析》一文中，李嵐指出，由于首都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平等的市場經濟關系變得不平等，既無特殊政治地位又無特殊經濟地位的河北處于弱勢，不能夠與京津平等對話。
李嵐舉例稱，貧困區域曾多年無償向北京提供資源，即使后來有補償也沒有按照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進行科學計算，更沒有形成制度固定下來。特別是在河北省自身水資源嚴重短缺情況下，必須優先保證首都用水，赤城縣幾十年來已向北京官廳、密云水庫輸水數百億立方米，這種方式只會加劇地區的貧困。
“京津一體化，首先是有互補、有競爭才有合作。而貧困帶還吃不飽穿不暖呢，憑什么與要建國際化大都市的北京合作？”李嵐反問道。
“水資源方面的犧牲是很難用錢來衡量的。”河北一位官員感嘆道。
觀察人士注意到，“十二五”規劃中，盡管提出推進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打造首都經濟圈，但重點是推進河北沿海地區發展，人們便不無理由地擔心西部貧困帶的脫貧問題。“貧困帶問題不解決，‘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和建設‘首都經濟圈’就是空談。”韓勁說。
在韓勁看來，京津冀一體化的版圖中，天津是北京的出口，而河北是其腹地，目前因為貧困帶的存在，削弱了腹地的作用。她舉例說，河北本可利用地緣優勢成為北京的蔬菜基地，而事實是，山東蔬菜一減產，北京市場就感冒。河北省扶貧辦政策法規處處長孫振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河北在這方面起步晚，發展慢，觀念較為落后，反而有的山東菜商收購河北的蔬菜，貼上自己的商標進入北京市場。
據韓勁觀察，在“十二五”規劃之前，京津冀一體化經常被稱為雙核帶動，可效果遠沒有長三角、珠三角一帶，確立一個“老大”的效果明顯。而“十二五”規劃提出打造首都經濟圈，確定這個核心之后，至少有利于統一規劃和協調。
李嵐也注意到，在北京的“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加強與周邊的合作，由能量積聚向能力擴散轉變，重視與河北的合作。北京專家甚至提出發展河北就是發展北京的觀點，特別是在水資源補償上，貧困帶把種水稻改為玉米，省出的水供給北京，而北京每畝給550元的補貼，盡管這個補貼還沒有農民租地的收入高，但北京的合作意識在不斷提高。“給予生態補償也是為了得到更多的水，這有利于區域合作可持續性。”李嵐說。
困局待解
李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7年前在提出環京津貧困帶時，大家只關注了這個概念，而最大意義在于提出建立“生態經濟特別示范區”的思路，“這個思路比較超前，到現在國家也沒有施行”。
所謂“生態經濟特別示范區”，是國家為解決生態與貧困交織的突出矛盾而在典型的跨省級生態敏感區域建立的綜合性示范區。示范區通過制訂并組織實施區域特殊的相關政策，建立保證生態安全和促進區域發展的各項體系，達到消除區域貧困和改善區域生態的雙重目的。
李嵐舉例說，在土地問題上，國家可以網開一面，因為張家口、承德一帶許多土地沙荒嚴重，本就不長糧食，可以搞一些生態型工業項目。“這一帶的優勢是可以做綠色食品基地，有人來投資，可沒有土地指標就建不了。”李嵐還建議，在其他方面也要給予環京津貧困帶傾斜支持，如在張承地區布局重大戰略物資儲備項目、享受西部大開發政策，減免重大項目建設配套資金等優惠政策。
除此之外，李嵐提出，生態補償因涉及到不同的省市的不同地區，必須在國家層面建立一套管理機構，協調三地四方的關系，保證其順利運行。
在河北省發改委聯合河北省扶貧辦所作的環首都貧困帶調研報告中亦提出，要改善基礎設施，探索建立生態建設補償機制，支持社會事業發展，加大扶貧開發力度。為此，今年2月29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在淶水縣召開了全省扶貧開發暨環首都扶貧攻堅示范區建設工作會議。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張慶黎在會上表示，要舉全省之力抓好環首都扶貧攻堅示范區建設，經過二三年的艱苦努力，打造展示扶貧開發成果的一道靚麗風景線，走出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發展之路。
在此之前，河北省省長張慶偉在全國“兩會”上向媒體表示，通過2到3年的努力，環首都地區的縣(市、區)會有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一位研究環首都貧困帶的專家對此表示擔憂。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地區極為落后，單靠河北財政收入，砸多少錢下去都“聽不到響聲”。必須有國家層面的支持，這些地區為首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國家也應該投資，否則僅靠河北的力量，大變樣可能只是美好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