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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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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9日的全國民政工作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提出“公共服務可適當交給社會組織承擔”，而在隨后的3月23日，中央又制定出臺了上述《指導意見》。或許，此前還在對“公益組織的春天已經到來”尚有疑慮的人士，在近期終于可以獲得一個較為肯定的答復了。盡管但凡涉及到改革，絕難出現上級一出政令，成效便會自動顯現的時刻，但作為掌握改革主動權，并且在過去一直被指責未能提出一個統一改革規(guī)劃的國務院，畢竟給出了這樣一個覆蓋改革目標、綱領和步驟的通盤計劃。因此，對于艱難成長于社會中的各種組織，抑或對于中國社會事業(yè)發(fā)展抱有期望的人們，對于這樣一個《指導意見》的出臺理當保持審慎的樂觀。
正如不少觀察人士的斷言，晚近中國在“集權”的過程中完成了抵御外敵入侵、建設民族國家的歷史大任：隨著1949年的建國成功與隨后發(fā)動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運動，“權力”最終在橫縱兩個方向都開始集中于中央政府，這使得相對于政府的社會大大地喪失了活力，而相對于中央的地方也往往失去了積極性。這一趨勢的扭轉，直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才算開始。因此，從“分配權力”的視角來看，此番事業(yè)單位分類改革，沿襲的正是改革開放以來，先從政府權力中釋放經濟權力，再從政府權力中拆分出社會權力的一個“分權”歷程。
當然，“分權”僅僅作為一個理解此項改革的宏觀背景存在，具體到改革本身的原因，更需要看到提出改革的中央政府所具有的兩面性，即主動性與被動性。就前者而言，在面對新的社會狀況時，中央還是能夠表現出較強的調適能力。雖然在改革時間的安排上很難說做到了最為恰當，但從此次改革所推出的具體目標來看，包括按照社會功能將現有事業(yè)單位分為承擔行政職能、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和從事公益服務三個類別，并作出相應的轉型等規(guī)劃，這與現代社會的基本發(fā)展趨勢和公眾本身的期待，應該還是相符的。
而談到被動性，則需要對近幾年的社會發(fā)展趨勢有一個基本了解。原本作為政府機構一個延伸的事業(yè)單位，在近兩年呈現出與社會脫軌的嚴重癥狀，尤其是一些公益慈善機構，濃厚的行政色彩非但無法給其加諸必要的權威，反而在幾輪公共事件的洗滌下，成為人們競相指責和拒絕信任的對象。與此同時，在方興未艾的公益領域，民間機構的大放異彩也更加使得具備事業(yè)單位身份的公益機構相形見絀，可以說，在此一領域的競爭上，原本作為服務社會的事業(yè)單位已經被民間機構遠遠甩開，如不痛下改革決心，即使駐留歷史舞臺，也不過是一個人人唾棄的角色。
而除此之外，作為簇擁了3000萬“事業(yè)人”的龐大機構群，長期的財政壓力也迫使中央政府必須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而正是這一敏感地帶，其是否能順利“脫敏”，恐怕也必成為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為此，包含于分類改革之中的“社保體系”建設和“收入分配制度”調整也有必要做到能夠行之有效，以啟動保駕護航的作用。(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分類推進事業(yè)單位改革，說到底是重新界定政府與社會、市場的邊界問題，目的既是為了政府本身能夠提升效率、優(yōu)化資源配置，同時也為了社會的發(fā)展能夠擁有廣闊的空間，尤其是公益服務事業(yè)能夠構筑新的格局。我們相信，在這一輪的改革中，激烈的博弈將不可避免，也提醒政府，改革既不應以“甩包袱”的方式忽略一些“事業(yè)人”的正當利益，更不應被現有的利益集團所羈絆，畢竟，“越往后拖，矛盾越突出，改革成本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