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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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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觀
當代藝術家
徐冰
+城市軌跡
2008年，定居紐約18年的徐冰做了一個重大決定：返回北京，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他的折返讓不少人詫異，可對于他來說這是個必然“看夠了紐約，理解了西方的當地藝術生態就該回來了。”
徐冰在北京成長、學習、教書，也是在這里琢磨出了讓他蜚聲當代藝術圈的《天書》。憑借《天書》的影響力，徐冰在上世紀90年代初去了西方當代藝 術的中心之一紐約，“紐約讓我理解了西方當代藝術的一種規則”。而2001年那場紐約劫難也賦予他靈感，用世貿大樓倒塌揚起的灰塵所創作的《何處染塵埃》 巧妙地結合了災難元素與中國的哲學名句，這件城市作品成為他另一個不得不提的代表作。紐約也因此成為和北京并列的徐冰最重要的人生坐標，正如他自己感嘆的 “紐約和北京是兩個讓我有理由生活下去的城市”。
他也許是中國知曉了最多秘密的人，因為他書寫了《天書》。那些似曾相識又陌生的中國字是徐冰獨自在北京的小屋中耕耘了2年的結果，而也正是那4000多個沒人認識的中國字帶著他離開北京，定居紐約，再折返北京，這件舉世的作品亦成為他立足當代藝術圈最有力的憑證。
曾離開北京多年的他，面對這個城市早不同于18年前的模樣，卻沒有如大量公共知識分子、藝術家們那樣的痛心疾首，“北京的變化很大，這些變化是 自然和必然的，說不上好或不好”。就像他自己也喜歡有歷史感的城市，卻強調沒有理由讓某些城市居民一直生活在所謂的沒有被現代化的城市和關系之中。
為500平米的土地設立咨詢委員會才是城市人性的開始
總有人惋惜著北京歷史感的逐漸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張揚而現代的央視大樓、讓演員宋丹丹在圍脖上驚呼“放過北京”的SO H O建筑群，于是，我們會試想如果一個成功的當地藝術家成為了北京的管理者，那么北京的未來是否會有所不同？
徐冰的答案是改變需要從對每一塊土地的珍視開始。“目前我正在為紐約的下城，即布魯克林橋曼哈頓這一端，設計一個小小的公園及公共藝術品。”他 強調這個公園可能只有500平米，“其實是塊非常小的三角地，但是就為了這個項目，招標了無數次，還需要找地方居民代表，其中包括老年組、華裔組及青年人 代表等等大家一起來參與討論這塊地的未來。”
他笑言過程非常復雜，“這些程序和謹慎態度無疑說明了城市對這塊土地的珍惜，而在中國，無論是多大的地未來要干什么，作出決策的也只是那么一兩 個人”。一個城市如果要做到人性化、合理化，無疑對土地的使用是需要謹慎且反復考慮的，“必須得專業化起來，但專業人士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在今天其實還是 個問號”。
徐冰直言這個時代一切都加速，連拆的速度也變快了，利益也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環，“領導們要搞形象過程，開發商們要顯示自己的財富和與眾不 同，而設計師為了獲得機會去拿到項目，則一定會去顯示自己的設計感，一定要讓甲方看見這筆設計費的結果，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因為真正好的設計是看不出設 計痕跡的”。
“城市管理是個綜合事物，需要考慮整個城市的生態、功能設施、人群關系等等，所以藝術家是當不了市長的。”徐冰笑言。對當下中國來說，美感可能 在城市建設中還處于很次要的位置，“一切建設都由甲方決定，甲方的品位和希望，甲方的想象中有經濟、資金的考量，有吸引用戶的考量”，也許缺的獨獨就是那 份美感。
徐冰雖然說，現在去改變北京太晚，卻依舊對這座城市心懷希望，“時間到了自然就會解決，因為通過提高人的素質，大家會認識到美感與歷史的重要，比如現在對北京城墻的反思”。如果從現在起，北京500平米土地的使用都會由咨詢委員會來探討決定，那么遺憾會不會少一些？
城市里長滿過度設計的建筑，映射追求名牌的心態
徐冰曾在布魯塞爾的中歐文化論壇上，與那座用力過猛的央視大樓設計者庫哈斯探討過相關意見，“我認為庫哈斯沒有明白他的問題在于他對自然環境的 不尊敬，不管他的大樓是如何的當代，結構是如何有新意和有貢獻，但這個建筑對周邊的社會、人文、自然環境缺少尊重的態度。中國人審美觀的本質，對自然是尊 重的，很多優秀的建筑都是如此，有著依勢而生的天然”。
也許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都不能擁有一個藝術家市長，但藝術家或許能夠用曲線的方式“挽救”北京，就像徐冰自述他的藝術態度就是生活在哪里就 面對哪里的問題，“你所生活的城市，你直接面對的問題，它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激發你的靈感”。于是他創造了《鳳凰》帶領人去思考城市化背后的意義與得失。
徐冰也在思考過度設計與當代社會符號化的關系，“符號化是我們文化中重要的內容。在古代、在有大量時間的時代，符號化可以讓人的想象力發揮得非 常充分，可以讓形而上的部分得到充分發展，我們能從古代藝術的意境和古詩詞的高度中領會到這一點。但在當代，在沒有耐心和深度的時代，符號化會造成人類、 城市低智化的傾向。你看，為什么中國有這么多奇奇怪怪的大樓，這么多過度設計的東西？都是基于對符號化崇拜，追求名牌心態的結果”。
“名牌傾向”這個問題中國人乃至亞洲人最嚴重，為什么呢？徐冰解釋，因為漢語文化圈的人對符號特別看重并帶有敬拜情節。名牌其實是一種符號化的趨向，穿的是一種符號，而不是衣服本身。中國建筑項目喜歡大牌建筑師，看重的是符號而不是建筑本身。
你不能因為喜歡古舊的城市而反對居民享受當代化
懷念過去漸漸成為風尚，可徐冰對此有自己理解的角度，“這件事情底層與貴族、知識分子的需求截然不同。其實我不喜歡一些人對某些東西改變或遺失 只抱遺憾的單一態度，比如到了一個小城市看見牛車、水車，人們還挑著擔子，就覺得太好了，如果這些事物消失變成樓房他們就覺得無趣，但生活在這里的人要享 受當代化的生活，誰都沒有權力讓別人停留在他的視覺愉悅的階段上”。
雖然徐冰也偏愛一些歷史、政治和社會痕跡重的城市，如北京、紐約、柏林，“北京最大的魅力就是豐富，故宮的護城河和宮墻間的那段小路是世間絕美 的景色”，也對一些無聊的城市無感覺，“受不了美國中部的一些小城市，也許非常干凈，但很無趣沒意思，那些地方太標準化，你坐飛機去任何一個地方都像沒換 地方一樣，我不能生活在這樣的城市”，可他說這只是個人觀感。“的確有些城市你覺得無聊、不好看，但你沒有理由不讓它這樣，你沒有理由讓一個城市的居民一 直生活在你喜歡的沒有被全球化的關系之中。”
徐冰說目前的世界是由資本利益所左右的世界，幾乎任何城市都有著相同的國際品牌與符號，“不能因為你嫌棄不好看就不放這個符號，問題是當地居民要生活得實惠化，也許它不好看但它便宜它方便，這時候美感一定是放在次要的位置”。
■ 深圳觀
深圳從土氣的城市變得和其他城市沒什么區別
徐冰最近一次造訪深圳應該是2009年來何香凝美術館做“木林森”項目，他和一群深圳孩子還有家長們完成項目，“那些孩子和家長對待藝術、對待 教育的參與熱情很高”。可他也遺憾地說同樣是“木林森”項目，還是肯尼亞孩子的畫給他最深印象，“我們的孩子畫的畫總帶著‘福娃’的影子，也是城市化了 的”。
肯尼亞孩子的畫在他看來更本真，“在藝術的世界里，本真的東西自然更受青睞，但我同樣也不能要求肯尼亞孩子永遠生活在那樣的本真里”。
他對深圳還有個特別印象，“記得1993年我到美國后第一次回國，從深圳入關。那個時候深圳被炒得很熱，有內地沒有的現代文化，來到以后呢，天 啊，深圳怎么這么土”？徐冰一直記憶猶新，“和我期待的太不同了，可能是香港太發達，深圳還是個沒成型的城市”，而那些傳說中的海外文化也只是來自香港的 外貿服裝。
多年后再踏足深圳，徐冰覺得土氣沒有了但同時深圳變得和其他的城市沒有區別，“也再沒讓我留下和其他城市特別不同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