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向度的城市化思維應該被拋棄
時間：2012-03-01 17:04:31
來源：人民網-《人民論壇》 作者：張世勇
本來，社會各界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注，目的在于希望各級政府要重視新生代農民工所面臨
的問題，在制度改革和社會建設上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做好準備。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媒體為“新生代農民工”刻畫了一個“三高一低”標準像，將這些在外打
工的年輕人視為脫離了家庭和社會環境的抽象社會群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刻板印象。
從幻想—失望—掙扎—調適的心路歷程
從筆者的調查來看，較早時期(比如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有許多也是初中畢業就外出的年輕人，他們當初的打工動機、打工的價值目標、對
未來生活的期望與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并沒有多少不同，這些年輕農民工在從打工到返鄉的生命跨度內，大體上經歷了從幻想到失望、從失望的掙扎中到調適的
心路歷程。
筆者認為，“家本位”下的家庭倫理責任是理解中國農民工行為的一個重要前提。與“新生代農民工”相比，第一代農民工所呈現
出來的特點，是他們經歷了家庭角色轉變后生活目標取向隨之發生轉變的結果，或者是那些人到中年時開始打工的農民工的行為特點。“新生代農民工”所表現出來
的“三高一低”，從個體生命周期的角度來看，更多是他們在一定生命周期內家庭角色的自然表現，更大程度上只是個體人生的階段性特點。
一般來說，已經結婚育子的農民工打工的目標更加現實，工作態度也較為踏實，對工作要求也不那么苛刻，
而那些未婚的年輕農民工，因為尚沒有家庭責任，打工目標較為浪漫，與已婚育子的打工者相比，他們追求較高的物質和精神享受。同時他們在社會特征上所表現
出來的差異，也有其個人成長經歷的原因。那些較早時期的外出打工者，或者說第一代農民工，在他們成長的時代，物質生活較為匱乏，經濟收入普遍較低，而新生
代農民工的成長時代正是中國社會生活水平逐漸提高的時候，當他們長大成人外出打工時，自然對物質生活和工作環境有較高的訴求，而問題是這些在不同年代成長
起來的農民工所面對的是同樣的工作環境和工資待遇，因為二十多年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返鄉，追求更體面的生活
從筆者對一些返鄉農民工的調查來看，農村為那些年輕時在外打工、中年時返鄉的農民工提供了比在城市質量更高的生活空間。基于個人生活史的縱向比較，回到
了農村，他們的生活質量，生活幸福感和心理安全感比打工時高。這些返鄉的農民工(其中也不乏年齡在20歲左右的新生代農民工)積攢了一定的經濟資本和人力
資本，他們返鄉之后，往往成為鄉村社會中具有競爭力的人，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中西部農村外出打工流和返鄉流同時存在，農村社會也為他
們提供了一定的就業空間。雖然他們大多不會完全投入農業勞動，但中國現有的土地政策下，他們所擁有的承包地，為其家庭提供了基礎保障。對他們來言，返鄉并
不是一種生活上的倒退，而是基于現實條件的長期權衡的結果，是在追求更體面的生活。
從農村社會內部來看，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中國農村在
打工潮形成的20多年來，一直存在著一種吐納機制。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村莊范圍內同時存在的返鄉流和外出務工流，從社會代際來看，就是一些已屆中年
的農民工返鄉創業或者務農，而新增的年輕勞動力則外出務工;二是在農民工家庭內部則存在著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外出打工和返鄉的代際輪替。隨著農村出生率的
下降，以及中西部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民工返鄉后的就業和生活空間也在不斷的擴大。這可以部分解釋東南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用工荒。
筆者所接觸到的許多不再外出的返鄉農民工，都有幾年外出務工、幾年在家鄉就業的經歷。而他們決定不再外出的最為重要的理由是為了照顧兒女或者家中的老
人，家庭是進行遷移決策最為重要的考量因素。這也就是說農民工不斷地進行著流動去向的選擇，而中國的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正是在一個個農民工外出打工和返鄉就
業來回反復中體現出來的。
讓他們“自主選擇”
新生代農民工的遷移意愿是城市還是最終返回農村，是
個體主觀選擇選擇和社會客觀發展相互作用的過程，刻板地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是不會返鄉的，也不能返鄉，不應成為我們制定政策提的前提。以筆者的調查，那些有
多年打工經歷、年屆中年的農民工，大都認為打工不是長久之計，在打工地實現城市化并不是他們打工的現實目標，那些仍然處在打工生命周期階段的新生代農民工
經歷過失落、徘徊之后，最終也會認識到這一點，并在返鄉就業和繼續外出打工之間開始選擇。一些在家鄉能夠找到合適的就業機會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再外出打工
也是自然而然的。
農民工能不能城市化，首先是農民工主體基于社會現實的一個主體選擇過程。一些農民工通過自身的努力可以在城市安家立
業，而一些農民工則選擇了返回農村。而對大多數農民工而言，與其低水平的城市化，還不如返回農村尋找就業機會和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在城市里體面勞動和
體面生活是農民工的權利，返回家鄉追求另外一種生活，也是農民工的權利。我們要做的是在宏觀的發展思路和具體政策上，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更大的社會空間，
讓他們在外出打工和返鄉就業的選擇中進退自如。
藉此，穩健的城市化發展策略和新農村建設的戰略應該齊頭并進，單向度的城市化思維應該
被拋棄。在落實城鄉統籌戰略的過程中，通過發展中小城市或者小城鎮，推動農村的城市化。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其城市化就不應該局限在打工地，隨著產業結構
調整和以及中西部經濟的逐漸發展，農民工輸出地的城市化發展，以容納更多的返鄉農民工就業。
(作者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延伸閱讀
新生代農民工的六大動態
動態一：就業，我仍然去東部。新生代農民工的外出務工地點仍以東部地區為主。而選擇東部地區的農民工大部分來自中西部地區。這樣形成了東、西部地區的較大分化。
動態二：初次外出務工年齡大幅提前。新生代農民工參加工作的平均年限接近6年(5.96年)，可以粗略推斷新生代農民工初次外出務工的年齡在20歲左右，這與傳統農民工初次務工的平均年齡26歲(引自全國總工會的調查)有大幅度的提前。
動態三：近半新生代農民工未獲得穩定就業。雖然敢于在不同的工作崗位間“飄移”，尋找更好的自我價值實現，正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一大群體特征，也是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尚未成為“正式員工”的因素之一。
動態四：留守兒童——新生代農民工的最大牽絆。隨著上一代農民工年齡的增大和逐步返回農村，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陸續進入城市并成為農民工主體。由此引發的其留守子女問題也日益凸顯。
動態五：新生代農民工維權首選基層政府。新生代農民工比傳統農民工有更強的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對獲得平等的就業權、勞動和社會保障權、教育和發展權、
政治參與權、話語表達權，以及基本公共服務權等方面，都比父輩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現出維權態度由被動表達向積極主張轉變。
動態六：新生代農民工難享均等化公共服務。高漲的權利意識，是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新人”的鮮明特征。他們不僅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還要主動參與政治表達和社會管理，在城市里以主人翁的姿態進行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