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新華社主任記者
我一直在寫城市的報道，其實城市跟農村是分不開的。在計劃經濟時代，農產品由政府定價、統購統銷，然后補貼工業，這樣一把剪刀差導致城鄉二元戶籍體制下，農村人與城市人完全是兩種國民待遇，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改革開放之后，又有另外一把剪刀就是《土地法》，低價征收農地，而且這種征收不是因為基礎設施建設，而是城市要搞房地產。這是很殘酷的，使得農村無法分享城市共同發展的福利。過去60年，是這兩把剪刀把我們的鄉村，我們中華文明的根，破壞成今天這樣。城市也一樣，1949年之后實行的這種土地制度，讓人們不敢真金白銀地去修理自己的房屋，因為修好之后，城市就給規劃了，所以著名的宅子基本上都是1949年之前的。
大墩、樂從兩個村就要被城市規劃、被城市覆蓋了，而他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只是給村里打個招呼而已，村民沒有決策權。如果在中國古代有財產權就不一樣了。我認為財產權就是正當性，英文property,詞根就是正當性，所以，沒有財產權的社會就沒有正當性。文化大革命，誰都可以抄家，那是最沒有正當性、最野蠻的時代。如果財產權不穩定，中國則無偉大的鄉村文明。
現在，中央領導已經意識到《土地法》這把剪刀是不對的了，要參照對城市拆遷條例修改的精神修改《土地管理法》。這意味著，以后征農地，按市場價值補償。《土地法》正在修訂當中，我認為所有的中國公民都應該為此發表意見。通過按照市場價值給予補償，給農民以談判的地位，而不像現在命運是被城市決定的，在城市化面前就是一個被革命的對象，我覺得這是最根本的一個判斷。十六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來，要給農村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允許在原用途的方向上進行流轉，發展多種方式的土地經營，同時要求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我認為這個很好，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跟《土地法》是兩碼事，《土地法》就是征地，但要是統一的。如果這一點實現了，我們中國才能說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