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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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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年春來早，今日春色濃。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即將拉開帷幕。今年的兩會恰逢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在這樣的特殊歷史時刻，深化改革必將再次成為社會各界、會場內外的熱點，成為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焦點。為此，中華工商時報策劃了一組三篇獨家專訪，采訪了在國內經濟學界頗具影響力的三位經濟學家，請他們暢談自己的觀點看法，其主旨就是要高揚改革旗幟，堅持推動兩個健康發展，為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市場經濟體制鼓與呼。今日推出首篇，敬請關注。
龍年伊始，一場有關再改革的話題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熱議，從中央高層到民間地方，從改革開放起始地的深圳，再到北方滑雪圣地的亞布力。
2月3日至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廣東視察時強調，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依然是改革開放，要繼續下定決心、鼓足勇氣，毫不動搖、永不停頓地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
隨后，溫家寶在中南海召開了五次座談會，聽取社會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中，溫家寶指出，要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難題，無論是經濟結構性問題，還是分配不公問題、反腐敗問題，都得靠改革、靠制度性建設才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而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則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
15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等8項內容成為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
而來自民間的企業家、經濟學家，對市場化改革的呼聲，甚至更為迫切。中國應如何加快改革步伐，2012年中國經濟工作的重點應該是進一步啟動改革，如何推動和深化市場經濟的改革，等等，推動再改革的呼聲成為廣泛的共識。
當下，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困難不少，經濟體制改革仍處于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堅持推進改革。那么，新一輪改革的動力來自哪兒？改革推進的難點又是什么？未來的改革之路又該何去何從？就相關話題，中華工商時報記者專訪了著名經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義平。
改革步伐放緩緣于阻力加大
記者：20年前，鄧小平南方談話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93年確立了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5年改革進入攻堅階段，但2008年遭遇金融危機后，推進了30年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步子似乎慢了下來，甚至出現了停滯，很多問題，已制約了經濟的健康發展，您怎么看？
李義平：30年的改革，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進一步明確了改革的目標，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至今日，雖然我們不斷向市場經濟體制趨近，但毋庸置言，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不健全的。有些領域和地方已出現倒退的跡象。市場經濟要發揮應有的功能，需要相關的制度載體。
我們應該看到，歷次經濟危機幾乎都是沒有提供否定市場經濟功能的案例，世界上現在還沒有發現比市場經濟更好的體制。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積累過程，是一個不斷博弈的過程。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現在出現的華爾街的過度虛擬，乃至欺詐，本身是一個完善相關制度安排、加強監管的問題。
改革的步伐之所以慢下來，原因是走到今天、改革確實變得更加艱難了。我們是漸進式的改革，漸進式的改革把很多難度大的問題都推到了后來。今天改革的社會基礎已經發生改變。30多年前開始的改革是大家的共識，但改革走到今天一些人在已有的改革中成為既得利益者。要繼續推進改革，就要改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比如說對壟斷行業的改革、資源價格的改革以及政府管理職能的改變等。過去曾經是改革的推動者，今天則成為被改革的對象，隨著改革的進行，阻力也將越來越大。
但3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已告訴我們，不能走回頭路，更不能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
記者：過去的幾年間，中國在財稅改革、收入分配、社會保障，以及在與人們切身利益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等領域，都進行了甚至是加快了市場化改革的步伐，但為什么人們仍然感到不滿？是進程太慢還是偏離了改革的方向？
李義平：一個時期以來，由于對市場經濟的誤解以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發展是以社會服務的相對短缺為代價的，人民群眾以個人承擔社會服務和公共事業的形式為經濟發展減輕了成本。
市場經濟之下，政府和市場有明確的分工，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有嚴格的區別。即使在資本主義那種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像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甚至包括住房等具有高度社會性的領域，政府不僅對私人投資嚴格限制，而且這些領域也是政府投資最多的領域。
在我看來，人們的不滿，很大程度還來自于逐漸擴大了的貧富差距以及各種不公平。例如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資源，不能平等就業，各種行業保護，各種拼爹行為、環境污染等等。我們的改革應當回到人上，經濟發展最終是為了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福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永遠都不能偏離這個方向。GDP中對人民群眾的福祉是負效應的成分我們寧可不要。
記者：當下的很多社會問題很突出，怎樣看待似乎幸福感在減少呢？
李義平：幸福首先是一個主觀評價。從經濟學角度看，最初的經濟發展帶給人們的幸福感較強，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帶來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們會自動適應新的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欲望和期待。人們通常會進行橫向比較，雖然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和別人相比較時幸福感就會相對降低。另外，經濟發展并不能滿足人們的所有欲望，很多的欲望是非經濟性質的。對于政府而言，要提高民眾的幸福感，可以做的就是繼續發展經濟，把蛋糕做得更大，這樣解決問題的空間和回旋余地就能更大。同時，還要努力實現社會公正，讓大家機會均等、各得其所。同時，還要讓民眾能夠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務，享受改革發展的成果。目前人們幸福感的減少來自于各種機會的不均等，以及改革的成果沒有最大限度地惠及廣大老百姓。當然，除了社會的原因作為個人也要進行調整，要善于尋找新的幸福的均衡點。
總之，中國經濟的真正發展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事，中國今天的經濟繁榮是來自市場經濟的繁榮。世界上沒有沒有問題的時候，發展有發展的問題，不發展有不發展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是要正視問題，堅定不移地推動和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建立市場自我調節機制
記者：近兩年來，還有一個現象特別引人關注，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各國均采取的是政府有形之手進行救市，我國也正是通過4萬億投資的拉動，實現了經濟的保八，而這也引發了對市場經濟的質疑。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李義平：對市場經濟的懷疑，并不是什么新現象，包括馬克思和凱恩斯都懷疑過。當看到最初的資本主義危機后，馬克思曾設想通過社會將有計劃地分配社會勞動予各個部門實現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但實踐證明，計劃經濟由于自身組織成本太大而呈現低效，正是因為這種低效使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邊緣，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尋尋覓覓選擇了市場經濟。凱恩斯不像馬克思，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沒有問題，之所以發生危機，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加上危機帶來的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人們不敢投資，不敢消費。他認為要恢復市場和人們的信心，促成經濟復蘇，僅靠市場不行，還要依靠財政政策。凱恩斯政策實施的結果是問題接踵而來。
歷史證明，凱恩斯主義確實是飲鴆止渴。本來經濟危機就是因為產能過剩，加大政府投資，短期內擴大了需求，但卻造成了更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或者說滯脹，通貨膨脹開始變得嚴重，而經濟卻沒有得到實質性的發展。于是在經濟思想史上發生了凱恩斯革命之革命。
記者：怎樣面對危機才是比較科學的態度呢？
李義平：危機如同人體感冒發燒一樣，應該以平常心對待，千萬不能反應過度。感冒本來是排毒，是人體的自然調整，感冒一來就上抗生素，表面上看好了，但其深層次的矛盾卻被掩蓋。
經濟危機就是市場經濟的機制，是經濟周期中的特有階段，沒有危機，沒有破產，等于就是不讓市場經濟體制工作。危機可以調整經濟結構、淘汰落后的產能，在競爭規律的刺激下創新。面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危機，我們多少有點反應過度。我們要給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留下必要的時間和空間，讓市場去調節結構、刺激創新。面對危機我們要完善市場，去健全和修補市場、尊重市場，而不是頻繁的、行政干預式的宏觀調控。
面對凱恩斯主義政策帶來的滯漲，歷史上美國總統里根、英國首相撒切爾的應對舉措，是對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思想的運用，即國家唯一可以實行的是，把貨幣供應量的年增長率長期固定在同期經濟增長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其它的問題讓市場去解決，而非頻繁的干預經濟。同時應該給予足夠重視的。還有供給學派，主張通過減稅刺激人們的工作、投資、消費等等，實實在在地增強經濟實力。
記者：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都有宏觀調控，市場經濟需要什么樣的宏觀調控？
李義平：市場經濟需要宏觀調控，因為存在著所謂的市場失靈的情況，但需要強調的是，市場經濟需要的是被動的宏觀調控，而非主動的宏觀干預。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首先是市場配置資源，沒有特定目標。實在需要調控的時候，也是有特定的調控領域，并在程序上有嚴格的限制，沒有運動式的手段。即使是啟動經濟的非常舉措，也應著力于改善產業環境和經濟秩序，著力于提振信心，而不是著力于支持哪個行業、哪個產業，或者哪種經濟成分，例如偏向體制內的國有企業，忽視體制外的民營企業。因為實踐證明，政府失靈同樣存在，干預太多就會適得其反。
但眼下的問題是，本來應該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比如一視同仁的平等進入，對資源環境的保護，對競爭秩序的規范以及醫療、教育等方面，政府做得不夠；而政府又做了很多在市場經濟下本來不該政府做的事，比如很多地方政府直接充當市場經濟主體，頻繁地行政干預，與污染企業同流合污，用行政力量強行推進城市化，以及過分積極、主動的宏觀調控。跨過一定的界限的干預，就是接近計劃經濟了。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市場經濟和統制經濟雙重體制并存的格局下，民營企業發展中根源上的體制機制并沒有解除。
盡管在整個過渡期間，我們不得不進行次數相對較多的宏觀調控，甚至有時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但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建立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市場經濟體制。只有市場在市場的軌道上，政府在政府的軌道上，各自發揮各自應有的比較優勢，發揮各自的作用，才有最佳的市場經濟的體制效應，沒有政府行為的規范，就沒有其他主體行為的規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