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國際城市藍皮書》近日在北京發布。其主編者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稱,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市鴻溝”日益凸顯,成為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發展的難題。
“城市鴻溝”的提出,最早源于人們對城市居住空間結構的關注。“鴻溝”的一邊是富人區,另一邊是窮人區。近些年來,這一概念逐步擴展到社會學領 域。2010年,聯合國首次對“城市鴻溝”的內涵進行了歸納,認為“城市鴻溝”是一種看不見的邊界分歧,社會、經濟、文化沿著不同的空間與社會路徑持續。 空間上的分異形成了社會生活的無形壁壘,造成了持久的機會不平等、分配不均等,以及下層社會居民的“自由態”。
“‘城市鴻溝’就像城市的一個開放性傷口,大大增加了城市發展的社會、經濟成本。”藍皮書編纂者稱。
在收入上,盡管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在整體上要好于發展中國家,但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05年的20年時間里,歐美發達國家的基尼 系數出現了驚人的增長:2005年,全美基尼系數為0.38,在紐約、華盛頓、邁阿密等大都市區,這一數字超過了0.5,與一些貧富差距較大的拉丁美洲國 家持平。理論和實踐已經證明,高基尼系數將導致一國社會體制和結構潰敗,引發勞動力市場失衡,從而導致親貧政策的缺失。
不過,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加嚴重的態勢。有數據表明,目前世界85%的新就業機會出現在非正式經濟領域,而城市貧窮人口從事非正式就業的機會要遠高于非貧困群體。
另外,社會分隔也是“城市鴻溝”的典型特征。它主要體現在城市饑餓、健康水平差距、教育機會不平等三個方面。1990年以來,城市中嚴重饑餓人 口的比重大大增加,在亞洲和非洲,每10個兒童就有4個因饑餓而體重偏輕。窮人由于居住在城市中最不發達的“孤島”地區,兒童是最大的受害者。值得注意的 是,教育改革只是改善了男童和女童之間教育機會的分配,但貧困人口的整體受教育率并未提高。
藍皮書編纂者認為,“城市鴻溝”的出現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這種分化,既可以是基于民族種族、宗教信仰、傳統習俗、宗族勢力等先天因素的影響,也 可以是基于職業、生活習慣、文化水準或擁有財富數量等后天選擇性因素的制約。這些因素的社會差異不但使社會成員發生分化,產生居住空間分異,而且造成了大 社群之間的心理距離。
進入21世紀之后,“城市鴻溝”變得更加嚴重,其主要原因,就像貧民窟和低水平住房是不合理的土地和住房政策的副產品一樣,非正規經濟顯然已經成為監管不力的衍生品。
當下,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城市鴻溝”的問題。一些國家努力通過分配制度改革縮小城市內部的隔離。比如,巴西實行“加速增長計劃”,近期又實行了“我的家,我的生活”發展方案,對貧民窟地區加大基礎設施投資。
藍皮書還特別提到,讓城市的物理空間同時成為一個政治空間,使人們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參與政治活動,這是地方民主的基礎。在南非,行政區劃分和議員選舉都將社區組織和地方政治納入推進市民權利民主化的進程。
藍皮書編纂者指出,我國的城市發展經歷著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歷史路徑,但在市場轉型、住房商品化、城市改造、郊區化等動力的驅動下,也呈現社區內部同質化與社區間異質性加強的明顯特征。
“更加關注城市發展成果的平等共享,取消現有戶籍制度等制度壁壘。強調以人為本,保護弱勢群體利益,加快推進社會和政治體制的改革,讓城市中的 所有居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才能從根本上縮小‘城市鴻溝’。”藍皮書編 纂者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