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飆
年復一年的春運又將來臨,整個交通體系又要經歷一次高壓的考驗;多年來,總有人把春運洪流所帶來的緊張、擁擠、勞頓甚至混亂,視為這個社會的一 項痼疾,總在處心積慮尋找治愈它的方法,也不乏有人認為自己已經找出了可行的治療方案,不過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為可疑的。
盡管交通系統的規劃者和交通業的運營商會考慮春運需求,其中有些甚至把春運作為主要或頭號目標市場,但在整體上,交通體系不可能按照春運的需求 來調整產能和配置資源,這么做太不經濟了,只有大規模政府補貼或強制性計劃經濟才可能實現,市場是不會達到這種狀態的,所以從供給面看,春運的壓力恐怕是 不可能消除的。
那么從需求面呢?一種觀點認為,構成春運洪流主力的是返鄉民工,由于城市的種種排斥性和歧視性制度,他們很難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戶,在文化 上也缺乏歸屬感,所以仍把自己當家鄉人,在家鄉蓋房買房、娶妻生子,與家族和家鄉社區的紐帶仍牢牢維系著,人生的重大環節和各種儀式性過程,也都在家鄉履 行,這樣,過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強烈,簡言之,這是城市化不徹底的結果,農民進城打工但沒有真正定居下來并融入城市社會。
這一觀察是準確的,問題是,這種狀況的改變,是否會減輕春運壓力?我看不會,假如打工者在城市定居下來,他們與家鄉的傳統紐帶會逐漸松弛,但他 們與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紐帶卻未必會隨之而松弛,只要節日家庭團聚的習俗仍在,并且家庭成員異地居住的狀況仍然普遍,那么春運人潮便不會消退。
在城市定居下來的新移民,或許過年不再返鄉,但為了團聚,就需要邀請父母兄弟前來過節;或者,他們已經把年老的父母接來城市居住,因而在春節不 再需要返鄉,但既然他們的父母已經老得需要投靠兒女,他們自己的子女就很可能也已經長大并在異地上學或工作;所以無論哪種情況,只要家庭成員異地居住并在 春節團聚的普遍性依舊,春運人流量并不會改變,改變的將只是流動結構。
當然,結構變化對交通產業也會產生深遠影響,目前典型的人口大省與勞動密集型產業聚集區之間的往返人潮,將會被方向更隨機的流動所替代,宏觀上的方向性將趨于弱化,這是好消息,將讓交通資源的負擔分布的變得更均衡。
但同時也有壞消息,城市化將使得人們在節日前往團聚的那個“老家”——通常就是父母的居住地——的位置在地理層次結構上逐漸上移,這樣,春運負擔將更多的被分布在交通網絡的上層節點之間,也就是干線上。
盡管有些家庭會選擇在子女家過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會選擇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為過年不僅僅是家庭團聚,也是人們維系傳統關系網絡的重 要機會,對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長大的地方,是他的親戚、鄰居、兒時伙伴、同學和老師們目前或曾經生活的地方,這些人即便已不在當地居住,在春 節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這樣的時間和地點構成了一個無須約定的最佳聚集場合。
當然,這一習俗在大量家庭轉移到大城市之后可能會被削弱,因為在大城市,即便在春節這樣特殊的日子,遇到你希望遇到的人的幾率,也遠遠低于鄉村和城鎮;不過這一削弱并不會降低人流量,只是改變了其方向,而且會變得更多的指向大城市了。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和深化,這些“老家”正隨代際更替而逐漸從村移向鎮,從鎮移向縣城、地級市乃至大都市;特別是,由于私人缺乏取得土地的途徑, 缺乏自我組織社區和自我治理的機會,中國的城市化具有向中心都市集中的強烈傾向,隨著農村老人的故去和投靠子女,剛剛開始的城市化下半場,將目睹大批鄉村 的全面凋零;相應的,交通人流也隨之而大規模向上層轉移,干線壓力在今后會變得更加沉重。
在未來將給春運帶來更多壓力的兩個因素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會流動性增長,接受過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選擇遠離父母的工作,同時,隨著市場化的 深入和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要素配置將變得更靈活多樣,大跨度的再配置也會更常見——這一點從大公司雇員來源日益增長的多樣性中不難看出 ——這兩點都會增加家庭成員的居住分離度,因而擴大春節團聚的人流量和平均奔波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