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煒稱,城市化過程當中存在社會融入問題。“城鄉居民之間存在著比較顯著的社會距離,一部分外來人口不能完全實現社會融入。”他指出,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城鄉居民都對農村外來務工人員進城打工持接納態度,認為不應該有任何限制。
同時,李煒也指出,大城市居民對外來農村務工人員還是存在著一定的社會排斥的心理。“在大城市居民來講,有42.3%選擇有條件的接納,換句話 說,如果有足夠的工作機會可以在城市里工作。在大城市里面還有20%左右的人口,認為要嚴格控制到城市里來工作的農村務工人員。”
李煒表示,除就業問題外,對于外來人口和農村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里買房,是完全的開放,還是有條件的允許,還是要嚴格控制,還是堅決不允許,也有同樣的趨勢,“子女上學的問題也是一樣。”
“我們在調查中間對于城鄉居民之間的社會關系,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測量,就是我們互相測量他們的社會距離。”李煒提到,在調查中當城市居民和農 村人被問及愿意互相締結怎樣的社會關系時,如聊天、工作、鄰居、親密朋友、結成親家等,結果顯示,農村人口愿意與城市人口締結社會關系的比例總的來說都比 城市人口低。“農村人在和城里人打交道方面,我們看到可能有一種天然的戒懼,比如怕城里人對農村人有一種冷漠或者歧視。”他指出,這也說明城鄉居民之間還 有著難以融入的現象,有一定的社會距離。
李煒表示,即使在城市里面居住很長時間的外來人口,對于流入地仍缺乏歸屬感,不能實現完全的社會融入。
李煒強調,“我們希望城市化可以帶動另外一種新型的人系關系、社會關系的締結,由原來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進一步成為人與人之間有機的結合。但是我們發覺城市化和所期望的公民社會目前來看,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現在公民社會參與總體水平還相對比較低。”
“整個城市化所導致的公民社會參與程度,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李煒稱,調查對城鄉居民目前參加的社會團體進行了一定了解,“在城市來講參與 的比例,各類社會團體的比例都相當的低,高一些就是校友會,大概22.2%,其中是各種各樣的聯誼組織,比如互聯網的團體,或者文體娛樂的團體,有 10.8%。其他各種各樣的類型的社會團體參與率都不足10%,在農村這個比率更加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