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我在美國波士頓一家免費服務低收入家庭的幼教機構實習。一天，特殊教育專員Ann很不解地問我：“為什么中國家長們不愿意他們的孩子做
一次測試，看看是否需要接受一些免費的特殊教育服務。只是一個測試，為什么家長覺得這是個stigma（恥辱），一位媽媽還大哭起來。” 美國中產白人研
究者Ann很難明白，對于一個低收入、教育水平有限的中國移民家長來說，“特殊教育”是個多嚴重的詞。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也促使我思考如何能夠用更體
貼的（thoughtful）方式來開展對所謂弱勢群體的研究和服務。
回國以后，我的課題是低收入
農民工家長投入子女早期教育研究。在我國，農民工家庭通常被認為是“有養無教”、“對子女非打即罵”、“家庭教育基本是空白”，他們的行為造成或惡化了子女的消極發展結果。這種習慣性的認識是否有道理，如果是的話又該怎么應對？
為了傾聽到最真實的聲音，我搬進了
北京郊
區的一個農民工聚居村落F村，逐漸地參與進農民工家庭及子女的日常生活。為了讓自己的遷入行為顯得自然，我申請在F村的一個免費兒童活動中心和一所打工子
弟幼兒園做志愿者，為農民工家庭和幼兒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務。這種“活動中心老師”和“鄰居”的身份，讓家長們和我熟悉起來了。我一點點融入F村的生
活，這個社區中的兒童、家長、教育機構、社會紐帶、鄰里網絡的全景圖也徐徐展開。
通過這樣的研究，我發現農民工并非人們所想的那樣
“不會教育”。比如兩天前，我看到了一次生動有趣的對“烏龜”的教育活動，一個只上過兩年小學的媽媽，不經意地陪孩子玩烏龜，啟發孩子怎么放置烏龜，探究
烏龜會吃什么。盡管這位媽媽掛在嘴邊的是“我家孩子沒教育、沒教養”，但誰說這樣的教育，不是一種啟發式教育？
對農民工這樣的群體，我們說得太多，做得太少，多傾聽他們的聲音，明白他們自身的優勢劣勢，才能進一步去談如何幫助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