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與垃圾分類
時間：2011-11-22 14:09:33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旅程
隨著以填埋、焚燒為代表的終端垃圾處理方式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不斷攀升，以垃圾分類為代表的垃圾減量越來越受到重視。與焚燒、填埋等“來多少處理多少”的硬性處理措施不同，垃圾減量在理念上是立足于對工業化以來以資源消耗為特征的現代生活方式的反思；而在實際操作中，不同于前兩者的以政府行政力量為主導，生活垃圾減量尤其要依賴生活垃圾產生源頭——廣大普通市民的理解和協作，可以說是依賴社會文化柔性力量。
這種柔性力量的很重要一方面是崇尚自主、積極參與的公民精神和環保意識，而這樣意識的形成賴于社團公民自治組織成長。垃圾分類減量的關鍵不是硬件和技術層面的，恰恰是軟件即市民參與的深度與廣度決定著、支撐著這項措施的真正落實，而這又取決于市民自發組織網絡的成熟程度。
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民間組織在較為寬松的制度環境下得到了充分成長，在城市環保運動中發揮了中堅作用。在中產階層較發達的歐美國家，城市里有大量的自助志愿團體，由于注冊手續簡便，它們的組織形式五花八門，參與人群的跨度多種多樣，有青年學生，有退休的政府職員、教師、醫生等。特別是在社會財富分配較為公平的北歐國家，攫取財富已經不是生活的第一要務和人生的唯一目標，服務社會、保護環境成為尋找生活意義的途徑。推崇積極、健康生活方式的市民環保組織的大量涌現逐漸型塑了一種社會環保文化，這樣的文化力量甚至在社會失序時也頑強地發揮著力量。前不久，倫敦部分地區發生社會騷亂，數百名來自社會各界的志愿者自愿走上街頭，幫助打掃衛生，甚至一些極右派組織也動員上千人協助維持治安。而2009年剛剛遭遇莫拉克臺風的中國臺灣農村市鎮，民間環保組織和當地民眾仍然堅持著垃圾分類和舊物回收，讓人感嘆不已。
與之相比，我國大陸社會組織活動中官辦色彩濃厚，本來應是自發、自覺的城市市民志愿活動往往成為為某種政治任務的附庸。這就造成了我們可以在短時期內投放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高效完成社會集結，但卻不會形成長久的社會活動網絡。
與此相關的是官本位下的消極公民意識與小農意識下的“自掃門前雪”。制度、組織和社會民風往往是相互塑造的。與政府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巨大作用的官本位社會文化對應的是我國社會中消極的公民公共參與意識，這常常表現為諸如“這是政府該管的事，跟我什么關系”之類的認識。這樣的認識不僅廣泛存在于市民的一般行為意識中，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官員的思維方式。在某市一份以推廣垃圾回收為目的政府文件中，用大量筆墨強調了要普及社區垃圾分類設施和動員各級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參與到垃圾回收工作中，卻絕少涉及如何發動市民的支持和參與。這也就無怪乎許多城市的分類設施最終淪為政府形象工程中的裝飾而少人問津了。從消極公民意識更進一步就是在社會性格深處的小農意識了，這種與數千年小生產經濟相表里的民眾意識兩個突出表現就是“自掃門前雪”和“跟風”。前者直接導致公德觀念的缺乏，那些從樓上若無旁人、無所顧忌地拋擲垃圾的居民便是實例；后者則如“別人扔了，我就扔”這樣在我們身邊常常聽到的話語。
前不久發生在溫嶺的垃圾堵路事件的背后有一些更耐人尋味的事實。原來這里不僅是一個被垃圾被困的城市，還是一個有名的“拋垃圾”之城。有新聞描述說走在溫嶺的街頭要隨時留意是否從頭頂砸下飛來橫“貨”——居民們從窗口拋擲垃圾袋。而在溫嶺大街小巷很多行道樹上都掛著五顏六色的垃圾。似乎靜態拋擲還不夠，這個城市路上行駛的公私車輛也經常出現拋投垃圾的現象。更有甚者，這樣的習慣儼然已經蔓延向更危險的領域：該市一些企業主經常把易燃的工業垃圾胡亂丟棄引發大小火情。這不能不讓筆者做更進一步的思考：面對垃圾入侵、惡臭滿城的現狀，難道只是政府處理不當的責任？
將垃圾減量的制度設計內化為市民自覺自愿的行為需要對社會整體文化做出反思，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只有當社會的廣大成員能認識到離自己越來越近的外城垃圾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不僅是“別人”的問題，而更是自身在日常生活中諸多細節的后果，只有到那時，垃圾袋才不再沉重，垃圾圍城的突圍戰才真正打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