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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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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科研經費被肆意侵占揮霍，在科研圈內早已不是秘密。
一個月前，財政部、科技部發出《關于調整國家科技計劃和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經費管理辦法若干規定的通知》，《通知》的核心內容，是要強化預算編制、嚴格評估評審，結余資金上交。同時，對非涉密課題預算進行公示，探索課題績效的公示制度。
“頭痛醫腳，腳痛醫頭，純粹走過場的，下多少個通知也沒用。”10月30日，中國社科院西部地區某研究所任高（化名）表示，科研經費怎么花，實際上都是公開的秘密。
作為一名老科研人員，任高對于科技界一些潛規則頗感無奈。她說，大家都這么做，你不做，就顯得另類了，再者領導也不會相信你。
科研經費的使用，諸如擴大開支范圍、擅自調整預算、突擊購買設備等屢見不鮮。2010年，僅國家審計署查出的資金就達數億元。中國科協一項調查顯示：科研資金用于項目本身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經費流失在項目之外。
接受本報采訪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科院院士表示，早幾年，中國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約科技創新的一大瓶頸。如今錢到位了，但是有限的錢卻沒有花在刀刃上，成了部分科研人員的“圈錢”法寶。
海淀區檢察院一要求匿名的工作人員稱，2003年至今，該院共立案偵查科研經費領域職務犯罪17件，涉案人員21人，其中，貪污、挪用類犯罪較為集中，涉案人員不少為高級知識分子。
項目老板
“競爭，哪兒都是競爭，表面是為了項目，實際都是為了錢。”55歲的中南某大學駐京辦主任肖文凱說，都說高校駐京辦跑項目，跑錢，其實跑得最厲害的還是搞科研的。
肖文凱說，由于科研人員的收入和獲得經費不成比例，再加上有些科研單位的績效工資都是從經費里開，所以大家都動這個腦筋。
以肖所在的學校為例，大學講師一個月的收入才3000元，副教授4000不到。而科研所的工資，刨去科研經費里的績效工資，基本工資也就四五千。而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方新接受采訪時公開表示，現在的經費可以去買科研設備、去做事情，但是不能給人，這個問題仍沒有解決。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政策局局長韓宇透露，在我國科研經費投入中，勞務使用情況占23.6%，而發達國家的比例則達45%。我國科研人員人均每年勞務成本約為日本的1/12，韓國的1/6。
任高直言，節節攀升的物價和工資不成正比，所以大家也就一根筋地想著法兒搞項目，搞科研。因為錢到手后，怎么花是自己說了算。
此外，在科研領域里，中國目前還沒有一部關于科研項目立項、審批、經費使用、監管責任的系統法律。立法的缺失，直接導致科研項目管理的混亂。而科研項目管理又呈現出“政出多門、各自為政”的局面，各經費來源單位對自己主管的科研項目都制定辦法，各高等院校、科研所也制定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的不統一造成不同科研單位管理規定不協調和沖突，造成了客觀上縱容了科研腐敗問題的發生。
另外，一些有身份和名望的老師也會利用自己的人脈關系，到處跑項目、攬課題。跑到項目后，再找一些老師共同研發，按需支付部分勞務費后，剩余的全部落入個人小金庫。而那些跟著導師做科研課題的博士生，也能從科研經費里拿到一些酬勞。
“在科研圈內，這叫‘項目老板’，而且有些人就是專門跑項目，然后再與別人吃回扣。”任高說，一般項目老板和駐京辦關系密切，因為要靠駐京辦打頭陣，與部里牽線搭橋。
這一說法也得到肖文凱的默認，肖表示，每年3-5月是高峰期，一直到6月立項前，駐京辦是“項目老板”的“首攻陣地”，等項目和經費下來了，駐京辦就逐漸冷清了。
中國教育撥款分散掌握在國家教育部、財政部、發改委、科技部等部門，而撥款的主要方式是項目制，即申報項目，審批通過立項后撥款。然而這種撥款制度，要求高校必須長期建立與掌握財權的部門的良好關系。
此外，“985高校”與“211高校”的校領導任命，主要來自教育主管部門。其中，“985高校”的書記、校長往往是副部長級，而“211高校”的書記、校長則是正廳級，所以往往會比地市級政府位置還要高。因此，各地學校設立駐京辦，對口聯系教育部門，對及時理解上級部門的指示，以及匯報辦學成果都有重要作用。
但肖文凱始終認為，科研經費的亂象，都是由于利益在作祟。只要科研經費財權和審批權分離，掌握財權的部門退出項目審批，再建立科研投入基金制度，引入公正、公平、公開的專家評審制度，這些亂象也就會結束。
小金庫
項目到手后，怎么花是關鍵，而且還得花得沒有痕跡。
有幾種慣用方式：首先是吃回扣，只需500萬價格的儀器設備，以800萬或者1000萬購買，多余的錢已輾轉進入個人卡號；其次，以科研需要的名義購置汽車房產，項目結束后就據為己有；再次，自己成立公司，拿科研經費作股份；或者，就是以考察的名義出國或到各地旅游消費。
不過，西部地區的研究所，出國考察并不便利，出境考察時要受到諸多審查，但這也阻礙不了他們巧立名目地花錢。
例如，社會科學領域引進課題制后，設備儀器的費用，在預算中是小部分支出，交通費、差旅費、資料費和餐費等項開支，才是主要開支，常用的借口就是大量的社會調查和學術交流；在人文學科領域，查閱文本文獻是主要研究形式，重要資料都有圖書館藏，自行購置說不通。為使經費達到一定規模，便將電腦、攝像機、掃描儀等反復填報，而一旦立項，經費包干，這些費用便可以被其他開支替代。“考察、學術交流是科研圈最慣用的伎倆，且專門挑沒有去過的地方考察。”任高說，在國外隨便找個學會以考察名義或學術交流方式發個邀請函，太簡單不過了。
中科院某研究所研究員李志表示，他們所的很多老師，全世界幾乎哪兒都去過了。為什么那么多人想往科研機構里擠，科研人員和高校教師究竟應獲得多少報酬？本來是具體的，但科研經費任意支配的事實，卻默許了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
肖文凱表示，交項目的時候，大家都想盡辦法花錢，因為如果錢花不完，下一個項目有可能就拿不到這么多錢了。“來了錢，扣掉10%，蓋個章再給你。”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某高校材料工程系副教授說，“高校就像一個菜市場，科研人員就是包了其中一個攤位，進賬出賬從那里過。”
在海淀區檢察院查辦的12起涉及科研院所職務犯罪案件中，除1人為高中文化程度外，其他都是大專以上學歷，6人為本科，2人為碩士。都是高學歷人才，年富力強，案發時處于事業黃金期。其中，中國科學院某研究所生物特征認證與測評中心原主任助理江琴的故事十分典型。
江琴所在的研究所是中科院下屬的骨干研究所，主要負責智能識別系統、人臉識別技術、虹膜識別技術等，均屬尖端高科技。江琴負責管理該研究所生物特征認證與測評中心行政事務，經手課題經費的申請和報銷。但每次江琴申請經費的支取，導師往往只管簽字，此后并不過問經費的去向。
公訴機關材料顯示，2004年，江琴注冊成立北京藍盾信安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他以該研究所的名義，與藍盾公司簽訂兩份虛假合作協議，用藍盾公司出具的發票分別于2005年2月2日和6月3日在該研究所報銷領走31萬元和40萬元的支票兩張，入到藍盾公司，分17次將這兩筆款項提現據為己有。2005年至2006年，還多次截留客戶單位給付的測試認證費共計6萬元。此外，江琴還編造需向某公司或培訓機構支付材料費、培訓費等理由，拿著偽造的合同內容讓導師簽字，導師簽字后，便更換合同正文文本，將付款方向改成該研究所支付給藍盾公司。
海淀區檢察院人士透露，有一次，江琴請導師簽字的報銷單數額僅為20元，拿到財務支取錢款時，他在20元前面加上“3100”，輕松支取出31萬元。2008年9月19日，江琴因犯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上述人士介紹，從近年來查辦的科研院所職務犯罪案件來看，發案單位涉及中國科學院、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海淀區科委等國家級、省級及區級科研機構，涉及面較為廣泛。其中，行政后勤服務、圖書資料購置和科研經費使用三個重點“病灶”引人關注。但案發范圍之廣、涉案人員學歷之高，以及案件本身暴露出的科研項目經費管理混亂等現象，是科研院所職務犯罪呈現出的鮮明特點。
缺位的審計
10月19日，科技部部長萬鋼表示，隨著中央財政對科研投入的加大力度，“十二五”國家科技計劃管理改革將著力解決科技計劃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和新問題，完善科技經費管理制度，建立問責機制，加強經費管理的監督。
中國科研單位的內部審計是近幾年才開始啟動，審計人員的數量明顯不足，水平參差不齊，知識結構也比較單一，專業知識不夠廣泛，無法真正做到合理公平的監督。此外，雖然每個科研單位和高校都會制定嚴格的科研資金管理制度，但都形同虛設，大多都是走過場。且每個科研所和高校都有相熟的會計師事務所，雙方會簽訂長期合同，由該會計師事務所負責專門做賬，有時候甚至幾個項目的所有花銷都是一樣的，發票也都是同一家單位。
目前，通過審計保障科研經費真正用于科研，已經迫在眉睫。這個本不起眼的審計業務，卻已然成為了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新興業務之一，且收費價格開始水漲船高。一些會計師事務所甚至與部分科研人員勾結，以各種名義支出大部分科研經費，最后落入個人腰包。
有的科研單位，甚至在做賬的時候，為圖方便，連發票都由會計師事務所幫忙購買，最后雙方以不等的名義進行分贓。而會計事實所的會計師在外接私活、幫科研人員做假賬亦然是公開的方法，只是每次做賬成本都在萬元以上，事后還要求分百分之幾的好處費。“當然，驗收的時候每個專家都要打點，一般是1000-5000之間不等，負責項目驗收的專家只要有一個不簽字，項目就無法過關，明年再申請項目就更困難了。”任高說，她就曾經遇到不簽字的專家，給錢不要，送什么都不要，最后給他安排了女色，才肯簽字。
北京某五星級大酒店公關總監劉浪表示，3月-5月，是高校和科研所訂的包廂最多的時候，消費也是最高的，該酒店由于離學區近，每年生意都紅火得很。
任高說，要想徹底杜絕科研圈的亂象，就必須加強對科研經費使用過程中的監管和審查。不然，一切又會回到原點，周而復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