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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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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性問題
何謂轉變發展方式，轉變發展方式究竟要解決怎樣的基本問題？這是發展方式轉變科學化的首要問題。
發展方式，說到底就是指推動經濟發展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的方式，其實質是依賴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去實現經濟發展。人們熟知的區別于粗放型的內涵，集約型發展方式就是依賴要素優化組合、要素質量提高和要素可持續使用去促進經濟發展。因此，發展方式轉變就是聚焦于解決三大基本問題：產業升級、結構優化、生態運行。
（一）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涉及三種涵義的產業結構變動：一是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一、第二產業比重的下降，服務業產值比重上升（已實現工業化國家更為典型），目前發達國家和地區第三產業普遍占80%以上；二是在三次產業內部，尤其是制造業，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等高端環節所帶來的產值比重上升；三是在各類產業形態中，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重上升。
以產業升級最具代表性的美國為例：
產業升級目標必須圍繞三大結構變動而構筑體系。首先，對于三次產業比例，尤其是第三產業比重的提升須作戰略安排，每個五年規劃應提出明確要求。“十一五”規劃制訂時，國務院對某些城市提出：“有條件的地方可建立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這至少表明決策層對此開始關注。當然，明確提出三次產業結構變動的指標存在難以實現的風險。以上海為例，“十五”計劃編制時就要求2005年第三產業比例提升到55%，然而，實施結果并未達到（2007年底為51.9%）。這樣，“十一五”規劃就表述為“服務經濟為主”。筆者以為，規劃的指標更多應體現指導性、前瞻性，其意義在于促使政府通過產業調研、政策實施、公共服務、文化塑造等產生推動效果，若過程中出現某類不確定因素導致目標實現的偏差應予以寬容（如上述上海產業結構變動實際受到兩大因素影響：一是第二產業正值前期投入的高增長期；二是股市等金融服務業處于低谷）。因為具有一定程度上體現科學性的指標導航不僅產生動力，而且伴隨著責任與壓力，使政府的使命感體現得更為充分。其次，在規劃三大結構變動中，必須凸現高新技術產業比重提升的引擎作用，以恰當的增長比例導航。這不僅因為它制約上升中的第三產業質量，而且對于每一產業走向高端產生推動功能。就發展中國家而言，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常有兩種類型：一是在第二產業增速趨緩、停滯甚至下降的基礎上上升，這時的第三產業往往以傳統的商業形態或者以低層次時尚消費形態出現，它與真正涵義的現代服務業發展無緣；二是在制造業增長基礎上提升，此刻的第三產業必然依托生產性服務業展開，并且延伸出以金融服務為核心的種種類型的現代服務業。由于現代服務業發展無法離開現代制造業，而現代制造業又總依賴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如信息產業（我國就明確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戰略）等，這就決定了高新技術產業引領服務業發展的走勢。此外，對于各類產業走向高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也起決定性作用。最后，由于產業升級與產業形態創新具有內在統一性，必須關注和推動創意產業增長。擁有以創意帶動的創新產業必然占領產業高端，故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發達國家開始將創意產業納入產業升級規劃。在美國，創意經濟成為新經濟的核心內容。阿特金森和科特于1998年就明確提出，美國新經濟的本質，就是以創意為本的經濟。
（二）結構優化
即指基于產業同一層次之上的結構協調。經濟結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涉及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全部運行過程。從生產環節看，存在投資結構、產權結構、企業結構、要素結構、技術結構——；從交換環節看，有供求結構、市場結構、流通結構——；從分配環節看，涉及分配結構、收入結構、利潤結構、稅收結構——；從消費環節看，則存在消費品結構、消費量結構、消費傾向結構等等。然而，經濟結構的核心是產業結構，包括產業動力結構、產業類型結構（如三次產業結構）、產業技術結構、產業組織結構、產業空間結構和產業形態結構等。經濟結構扭曲的根源往往在于產業結構不合理。目前，我國經濟結構的突出問題就集中在由產業結構的三大失衡所派生的三種現象上：
一是“過度依賴”現象。眾所周知，產業運行、發展的動力來自于三大需求，即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所謂“過度依賴”，一是在總需求結構中，過度依賴于出口（我國對外依存率超過60%）；二是在內需結構中過度依賴于投資，消費不足嚴重制約著產業發展的空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雖然增長較快，但消費率偏低且呈下降趨勢。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81年的最高點52.5%下降到2008年的35.3%。我國消費率水平不僅明顯低于發達國家（一般在70%～80%之間），也低于“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2007年，巴西、印度和俄羅斯消費率分別達到75.7%、64.9%、67%，而我國當年最終消費率則為49%。
二是“惡性重復”現象。一般意義上的經濟活動中的類同、重復應屬市場競爭的正常行為及其反映。然而，特定時期的過度重復、惡性競爭現象發生則受制于產業技術結構的低層次及其平面化，同時也與調控體系、機制不健全關聯。這在我國目前工業結構內部表現得極為充分。伴隨金融危機的沖擊，鋼鐵（過剩超億噸。2008年底，我國粗鋼產能達6.6億噸，加上2009年以來在建項目新增產能，預計2009年底國內粗鋼產能將達到7億噸）、水泥、電解鋁、煤化工、平板玻璃、燒堿等行業產能過剩更加突出。不僅傳統產業在建產能逆勢擴張勢頭強勁，而且近期多晶硅、風電設備等新興行業盲目擴張、重復建設的趨勢也已經顯現。以風電產業為例，“歐洲發展新能源的經驗是將新能源發展納入電網規劃，先規劃電網，后建電站，而我國正好相反”。2001～2008年，8年內風電裝機翻了30倍。若按風電裝機總量計算，發電比例僅為38%，閑置率高達72%，并且還在提升。由于風電穩定性差且成本高，這一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變。
三是“畸形差別”現象。發展中國家的城鄉差別具有歷史必然性。然而，如此凸現的城鄉二元結構存在于我國幾乎所有地區，這是產業空間布局嚴重失衡的結果。目前，我國區域發展差距主要存在于城鄉之間（城市居民與農民收入之比長期處于3.2∶1區間波動），尤其是城市與廣大中西部農村之間發展水平的懸殊。有一種觀點將這種“落差”直接歸結為產業資源配置不公，并且將“剪刀差”賦予新的內涵：“工農產品剪刀差，從1950～1994年的45年間，政府通過剪刀差從農民身上凈拿走了20100億元（扣除國家對農民的投入）。農民工資剪刀差，從全國看，農民工對我國GDP增長貢獻率大約15%～30%，不低于出口和國債的貢獻率。據測算，一個農民工一年給城市創造的價值大約在25000元，而工資至多在8000元左右。征地價剪刀差，從1979～1997年，在18年間國家和城市從農村共拿走2.7億畝土地，國家和城市獲取6萬億～10萬億元，而將耕田無地、做工無崗、經商無資本、養老無保障的4000多萬“四無”農民留給了農村。教育和醫療剪刀差，大城市高考分數線比農村低，而大學生的支出占家中收入農村比城市高等等”。⑥2006年夏季，筆者曾在牛津大學與專家、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一位教授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竟然形成如下判斷：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總體感覺是“歐非共同體”。
因此，從我國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的實際出發，應著力通過優化三大結構，即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城鄉結構，以消除、減緩上述三種現象。若從經濟均衡理論的角度判斷，也可表述為實現三大均衡：需求均衡、產業均衡和城鄉均衡。
（三）生態運行
生態、環保型發展方式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追求，而其核心是低碳經濟。將低碳運行納入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要求，既契合全球經濟發展文明走勢，也是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當下最大碳排放國家的應盡責任。當然，對于不考慮歷史性積累和人口因素而對我國提出超越發展階段的過分降幅要求理應拒絕（占人口六分之一的發達國家目前占全球排放總量的50%以上⑦），但自我加壓的“節能減排”戰略及其實施（我國“十一五”已明確提出要求）顯然有益于提升國際地位。
遵循環保型發展方式、低碳經濟的運行規律，主要在三方面規劃并提出要求。一是節約資源，降低消耗。簡言之，用占全球30%～40%的原材料生產不到7%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狀態亟待改變：
二是低或零排放。如前所述，我國目前總量排放大尤其是溫室氣體排放自2005年起占全球排放20%左右，已成為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嚴峻障礙。近年來，盡管通過進步了的治污技術可以抵消一部分，特別是可降低單位價值污染排放量，但集聚污染的問題始終突出。國家環保總局官員曾在《中國的環境保護(1995～2005)》白皮書發布會上說，生態環境的破壞或者環境污染的影響對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到底有多大，中國政府相關部門做過研究，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分析結果是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8%，而世界銀行提出的比例是13%。“我們在西部調查的基礎上又作了一個分析，損失大約11%左右。這幾個數字強調的角度不同，差別比較大，總的來說，大概就是10%左右”。⑧可見，從一定意義上看，“減排”的任務更加艱巨。三是循環利用，即循環經濟。排放物循環利用的層次上升不僅對原有排放量起抑制、下降作用，而且能帶動相關產業的開發和排放量的相對減少。
總之，產業升級、結構優化、生態運行是發展方式走向科學化的標志。面對這三大基本問題的挑戰，攻堅克難是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所在。
二、關鍵性選擇
解決上述三大基本問題顯然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可偏廢。然而，它們之間存在著支撐點或稱支撐平臺，這就是其中的核心問題。從核心問題導入，尋找關鍵性環節，才能形成全部工作著力點。
三大基本問題的依存性主要體現在：任一問題的突破均離不開其他兩大問題的解決。從產業升級看，一是結構矛盾惡化，如國內消費需求不能支撐，穩定持續發展遇到挑戰，產業升級缺乏基礎性保障。二是繼續置環保而不顧，資源、環境承載必將走向極限，也就必然失去產業升級的動力和空間。同樣，結構優化的目標只有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才能實現。由低產業層次所派生的產業同構化恰恰是我國目前產業內重復甚至惡性競爭的根源。并且，產業發展走向綠色、低碳必然依靠科技進步中的產業升級。道理很簡單，我們不能丟棄發展，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懷念工業化前的田園式落后生態不僅不現實，更意味著愚昧。即使就結構優化與生態經濟的關聯而言，也是相互促進的。結構優化，第三產業比重愈來愈高，產業走向輕型化實質上表明愈來愈有益于低碳化（工業是目前碳排放的主要產業載體）。反之，環保力度提升，就會逼產業升級，從而使產業結構在錯位、復合中優化，淘汰落后成為現實，最終使產業結構變動進入良性循環狀態。
面對由三大基本問題構成的相互依存的系統，當務之急是在兼顧的前提下找準核心問題，把握關鍵性環節并作出相應的戰略性選擇。不難發現，這一核心問題就是產業升級。即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帶動結構優化和生態經濟發展。如前所述，只有在動態中實現產業升級，才能從根本上結束產業同構格局中的惡性競爭狀態，才能形成與發展相一致的走向低碳經濟的根本道路。這樣，促進產業升級的關鍵因素，即科技創新及其產業化就成為整個生產方式轉變科學化的關鍵環節。對此，中央決策層的高度認同，也提供了相應的科學實證：“我們經濟上還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焦點還在于如何調整經濟結構……。更為重要的就是要運用科技的力量來轉變發展方式，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之所在。”
關鍵性選擇效應的顯現同樣是系統工程。這至少包括：與國情相吻合的自主創新戰略方向與重點選擇；科技成果多途徑并加速產業化；基礎理論研究扎實推進等等，此處不再贅述。“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是：為什么目前我國技術進步及其產業化進展如此緩慢？⑩筆者以為，除受階段性的客觀國情制約外，實施主體的行為缺陷主要是未能明確或確認推動技術進步、產業升級的平臺或載體。實際上，科技創新必須凝聚于品牌這一載體，才能真正起到帶動整體產業上升的功效。否則，產業無法在世界范圍內真正走向高端，高質量的科技成果也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檢驗和應用，甚至僅能產生展示效應。
所謂高端產業、高技術含量、先進的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其支撐形態就是世界品牌，如我們熟知的美國有通用、花旗、微軟；德國有西門子、寶馬、奔馳；英國有維珍；法國有系列香水……從這個意義上看，技術創新只是起步推動，唯有品牌誕生才真正意味著產業升級。因此，自主創新是一條漫長的路，只有在這條路上誕生了世界品牌，它對產業的貢獻價值才能真正顯現。過程中的每一項創新、每一項專利的獲得只能視為自我積累，視為涓涓細流，唯有系列的世界品牌才成為影響全球的浩瀚潮流。那么，處于“Made in China”階段，是否具有打造國際品牌的可能性？其實，當年日韓的松下、日立、豐田、三星、現代等世界品牌無一不是在日本制造、韓國制造基礎上逐漸誕生的。
然而，不可忽略的問題是，品牌帶動必須具有特定的文化生態。這往往是經濟學人忽略的。其實，人類活動的背后無一例外地受文化根基支撐，經濟活動無法另類。支撐產業升級的文化生態至少涉及民族精神、知識產權觀念、品牌意識等。這里僅就促進品牌誕生的民族精神作些探討。對于與產業升級、打造品牌緊密相連的民族精神，目前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持否定觀點的主要理由是：含民族主義色彩，阻礙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具有不利于長遠發展的負面影響。以韓國為例，“韓國人強烈的民族情緒，在我看來，是日本留給它最惡劣的一種影響。人人堅決抵制洋貨。遇到金融危機，人人爭相獻金，這是很多中國人高度贊賞的韓國人的民族精神。而我覺得，韓國人身上可學的東西很多，但這種民族精神恰恰是不能學的。”原因是：“經濟發展，遵循的是市場規則和資本意志，如果被為民族爭光的強烈意志支配，那就是不和諧的指令，它的經濟成就就是不健康的”。(11)贊成者則認為，民族精神與民族產業可以互動。一些學者通過網絡辯論，發表如下見解：“在漢城街頭奔駛的不是現代，就是大宇。同樣的，從手機到各種電器，完全也是三星、LG的天下。在漢城，類似土壤出產的韓國米，價格是泰國米等進口米的數倍，還供不應求，不知是民族精神推動了民族產業，還是民族產業發展造就了強勢的民族精神”，“中日韓文化本是同根，今天中國也進入一個物質財富迅速增長的時代，但是，中國人似乎卻找不到主張，乃至敵對，商人之間互相欺詐毫無誠信……中國人的精神重建乃是當代中國所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12)
應該看到，與產業支撐相聯系的民族精神應具有時代的特質。這種特質主要包含理性激情、群體意識和時代性等特征。民族情結、國家意識，這是目前世界各國普遍具有的精神現象，對于無國家意識或相反者至少被認為是另類。當然，極端的民族主義從本質上看也是對理性國家意識和民族精神的背叛。因此，這里存在著介于兩種極端意識（國家、民族冷漠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之間的國家理性與民族精神。這種精神至少包括以下特征：其一，具有愛國主義的激情。說到底，激情來自于發自內心深處的“愛”，它警示劣根，但包容不足；它期盼國家、民族能融入世界文明，能在世界文明前進的進程中步步趕上甚至走向前列，并能為此而犧牲自我。與此相反，則以所謂“極端民族主義”為擋箭牌，將自身置于“脫離”狀態，體現出所謂的“冷靜”，實質為“冷血”，或者“愛”在嘴上，從無行為展示。其二，在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利益的前提下，選擇符合法制，有利于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判斷和行為舉措。相反則是在情緒自發波動中產生行為，容易失去理智，非理性舉措常常發生。所謂群體意識，即指對于某種行為的判斷并非是個別現象，而是被多數人甚至是絕大多數人認同。認為某種行為方式發生對于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總體上是有益的、必須的，即使在特定時期民眾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也值得。因此，就愛國主義、民族精神而言，判斷是否屬于肯定的領域，有無群體意識特征是重要的標志。時代性往往與國家意識、民族精神表現形式相聯系，如封建社會的時代性通常表現為反抗帝國主義的入侵和農民起義反抗封建統治。當資本主義的列強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通過經濟行為表現愛國主義、民族精神成為主要狀態，如貿易保護、國內主要產業和市場保護等。與此同時，民眾自發地通過消費選擇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逐漸成為重要的形式，尤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在國際競爭中常常居弱勢，愛國的民族情結與經濟活動、產業發展更加緊密地相連也在情理之中。
相對于市場自身的內在機制，以扶持民族產業、塑造民族品牌為特征的精神支撐行為也可稱“外部性”，這種“外部性”的正負效應獲取依賴于“度”的把握。一般而言，在不破壞正常的競爭機制前提下，民眾“自發的”（即使有某些組織進行暗示或引導，進入市場的主體必然是消費者自身，因而消費選擇行為始終具有自主性，只有在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才能出現強制性消費現象）對其需要的消費品作選擇以推動本國打造品牌、戰略產業升級，促進國際競爭力的提高，進而在擴大國際市場份額過程中，通過以稅收及增加員工收入等多種形式回報國民應毫無爭議地界定為“正效應”。相反，若一味追求降低成本，要求百姓長期勒緊褲帶，大幅降低生活水準，即通過保護落后，破壞市場競爭機制來獲得企業成長條件，最后必然導致得不償失的“負效應”。然而，這種情況在正常市場經濟運行的狀態中是很難發生的，韓國的民族精神所支撐的產業發展狀態也決非如此。“三星”、“現代”等國際品牌的誕生不僅意味著企業在國際產業競爭中的地位，而且也帶來了不俗的經營業績。以三星集團為例，該企業是韓國最大的企業集團，包括26個下屬公司及若干其他法人機構，在近7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近300個法人及辦事處，業務涉及電子、金融、機械、化學等眾多領域。集團旗下3家企業進入美國《財富》500強，有近20種產品的世界市場占有率居全球企業之首。實際上，韓國企業在經濟全球化競爭中的表現折射出文化對產業升級的特有貢獻。
從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緊迫要求看，民族精神和品牌意識更具有先導意義。在產業升級這一關乎中華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歷史課題面前，喚起民族精神是一種最具可行性的重大舉措（盡管同樣存在某些人文艱難），而這一舉措實施的集中體現就是在整個國家范圍內形成全民族的自主品牌意識及其人人支持與奉獻的精神狀態。對此，現實的巨大反差則是：“一家大型國有通訊公司今年進行了高達幾個億的政府采購，在其設立的各種技術門檻前，國內只有一家企業幸運中標”。“優質的產品在國內并非有好的出路，設立門檻就是要讓外資品牌唱‘獨角戲’，國產品牌無緣插足”，“國家三令五申地要求地方政府采購優先采用國產品牌，但國產裝備制造產品始終遭遇較為嚴重的歧視性采購”，“一方面政府采購青睞于外資品牌，另一方面又對國產品牌拼命壓價。為了分到蛋糕，裝備制造業普遍存在的現象是，每年近兩成收入投入到人際公關上，而技術開發的投入只占5%”……(13)此狀態既可窺視出當前我國產業升級緩慢的根源，也展示著未來我國解決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性問題以及推進產業升級的真正空間。
三、階段性制約
抓住關鍵性環節，面對深層性障礙而奮力掃除，全速推進技術進步、產業升級等等，即使處于如此理想狀態，也難以逃脫當下國情的制約，體現出發展方式轉變的階段性特征。
以產業升級中的三次產業結構優化為例，雖然提升第三產業比重是趨勢，甚至認為改變目前過低的狀態（2008年僅為40.1%）是當務之急，也無法跨越新型工業化階段的總體制約。那種期望盡快趕上或至少接近歐美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心態與當年嚴重脫離國情的“大躍進”思維其實無本質差別。
人類社會產業結構從以農業為主到以制造業為主，再到以服務業為主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制造業為主是以改變農業為主結構為前提的，同樣，服務業為主是以改變制造業為主結構為條件的。類似于人類不能跨越市場經濟必經階段，一個國家也無法跨越制造業為主即工業化階段。從內在經濟聯系看，服務業發展對于制造業至少存在3個依賴：一是服務對象依賴。正是在制造業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從研發到銷售一系列服務需求，服務業才應運而生。從一定意義上看，絕大部分服務業是圍繞工業產品而展開的，離開了工業品載體依托，單純的自我循環服務必然趨于“空心化”。即使對第一產業展開服務，如作為旅游觀光的現代農業，其根基也是先進制造業所提供現代化裝備的支撐，體現為信息化、智能化農業、大棚農業等等。二是服務結構的依賴。以現代服務業中航運為例，集裝箱運輸是其發達的標志。而圍繞集裝箱運輸的一系列載體，甚至包括電子標識也離不開制造業的供給。三是服務手段的依賴。可以說，現代服務業的一切交易活動均離不開信息制造業。當今社會，無論是金融交易，還是商務交易，發達的網絡信息系統已成為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網絡癱瘓就意味著股票、債券、外匯、黃金、衍生品等金融交易的癱瘓。并且，隨著電子商務比重提升，網絡購銷日漸普遍。需要說明的是，制造業為主是相對于第一、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而言的，并非要求必須在總產值50%以上。
此次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給人以負面相對較小的感覺，除金融開放度有限、政府及時干預的因素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三次產業結構的轉型目前還基本符合國情，即改革開放后在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注重接受國際制造業的轉移，因而導致雖然無法拒絕轉移中的一些沖擊，但強化制造業本身就會派生出一種對虛擬經濟的“抗體”。
實際上，即使目前某些能使服務經濟為主的地域（城市），囿于“市管縣”的歷史，降低制造業比重也不能急于求成。2009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大的半年），上海經濟增長狀態就是一個例證。明顯低于全國增長速度3個百分點（全國6.1%；上海3.1%；低于“十一五規劃”要求的6個百分點）的一季度業績告誡人們：現階段上海經濟穩定增長還離不開工業的基礎性支撐。2009年一季度全國國內生產總值之所以增長6.1%，工業增長的貢獻功不可沒（1～2月3.8%；3月8.3%）。相反，上海一季度工業產值下降9.9%。籍此，作出上海一季度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不足的根源在于工業下滑的結論無可置疑。與此同時，理應形成如下判斷：當優質的服務產業資源由于種種配套條件制約而不能彌補其他產業貢獻時，現有時空的制造業只能在促進能級提升的基礎上作結構性調整，而不能過大力度地選擇產業替代。
再從技術創新路徑選擇看，受階段性國情制約，也只能采用二次創新帶動原創和集成創新的戰略，而不是片面追求原創。
理由之一：高端原創必須以前沿性科研積累為基礎。所謂發展中國家實質上就是科技落后的國家，要想在當前科技主要領域走向前沿，進入創新高地，取得原創性成果，這是不切實際的。仍以我國科技創新領先的城市上海為例，到2007年底，上海外商投資高新技術企業工業總產值5231.62億元，占高新技術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高達93.3%。調查中發現，外資高新技術企業出于壟斷核心技術的目的，在滬研發活動往往處于“研發流水線”的環節，對核心技術基本不涉及，技術輻射效應甚微。因此，盡管上海近年來各方面均很努力，并取得一些成效，支撐著先進制造業逐步升級，即R&D接近國際先進標準并且政府與企業投資結構正在優化以及產學研一體化水平日漸提升，但總體仍然遠離核心技術層次。筆者對此曾在《產業升級中先進制造業成長規律研究》(14)一文中將其中的直接原因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受制于經濟發展總水平，人均R&D偏低。2007年，上海R&D人員人均4.45萬美元，雖居全國之首，但與OECD主要國家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如2005年，美國23.27萬美元、英國22.46萬美元、法國19.52萬美元、日本18.6萬美元、韓國17.89萬美元。這對積聚研發中最稀缺的人才資源帶來困難與風險。第二，由于體制機制的障礙，產學研一體化并未取得整體性、根本性突破，制約了科研成果開發、轉化的程度。(15)第三，核心技術研發盡管不可能完全被壟斷，上海已在一些領域有了突破或另辟蹊徑(16)，但大面積跨越并非一日之功，需要艱苦的積累，加上眾多國外跨國公司走上了“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壟斷化”的軌道，即通過建立知識產權體系，將私有協議提升為壟斷性行業標準，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行業科研方向，更增加了國內企業通過市場方式在產業核心技術上另辟蹊徑的難度。若進一步探底求源，就會發現此乃發展中國家現實狀態所使然，歸根于階段性國情。
理由之二：二次創新是在引進基礎上的再創新，即通過學習借鑒先“追趕”（縮短距離），之后進入原創軌道，實現“超越”目標，具有符合創新規律的可行性。這種創新的可行性又可具體表述為“5個創新”：一是適應性創新（包括適應市場需求結構、自然環境、民族習慣等）。我國著名的靠技術引進后誕生的“海爾制造”，其銷售的不可或缺部分是受環境影響的差異性再造品，如上世紀80年代電冰箱為適應上海市民住房面積小并喜歡外觀靈巧而創造了“小王子”，為適應農村低電壓，重新改造壓縮機，迅速打開農村市場等等。有時，為了適應特殊的自然環境，可綜合、差異性選擇多國適應性技術，進行改造性創新，日本鋼鐵業戰后迅速發展就屬此典型。為適應日本頻繁地震、軟質地基和用海水冷卻等自然環境，日本鋼鐵企業先后從美國和原聯邦德國引進生產鑄鐵的高爐以及軋鋼技術、從奧地利引進氧氣頂吹轉爐煉鋼法、從瑞士和前蘇聯引進連鑄法，從而形成適應性創新的技術體系。二是完善性創新。當今世界高新技術產品特別是電子產品日新月異，在市場需求變化和企業競爭雙重推動下，二次創新往往主要表現為款式、功能等完善性創新。以錄像機為例，最早索尼引進后生產出1小時錄像品種，之后松下開發為2小時型號。在你追我趕過程中，3年之內達到可攝錄6小時，即滿足顧客需要倍速增長。三是選擇性創新。賦予消費者選擇功能是現代產品創新的重要方面。當下消費環境中，商業購買類型選擇、金融投資品種選擇、各類服務形式選擇……總之，這是一個朝著選擇性社會演變的創新社會，因此，二次創新就離不開選擇理念，從一定意義上看，選擇性強就意味著生活質量。我國在引進基礎上出現的電視機，一開始并不存在頻道的同時選擇性，后來出現了“畫中畫”，可隨時變臺選擇，現在又出現了同頻道下一時段的預告等等，讓消費者更自主地在時空中選擇自己的行為。四是兼容性創新。如果說增加消費者選擇的空間有益于實現消費者主權，那么，兼容性創新則有利于增強消費者便利以及由一物多用所帶來的降低成本的福利。對此，信息化產品中的“三網合一”，使一臺電腦發揮了兼容電視、電話功能，這種兼容性創新模式必將更廣泛地走出虛擬時空。五是替代性創新。既可以是原材料替代，也可以是產品內部零配件替代。我國汽車行業從原裝進口到今日走上自主創新品牌的探索之路，期間的零配件替代創新功不可沒。上汽集團有的車型，其國產化率達90%以上。近日中國汽車工程學會專家對2009年初全國范圍內汽車零配件主要系統（發動機、變速器、車橋、制動系統、轉向系統）進行了問卷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基本具備發動機整機局部技術升級和變型產品開發能力；發動機5C件中的缸體和缸蓋以自制為主；機械變速器產品開發能力較強，總成及零部件開發均可由國內自主完成(17)……盡管替代的比例還不夠高，尤其是涉及關鍵技術剛剛進入研發階段，但畢竟已經開辟了這一領域替代創新的嶄新道路。
理由之三：通過二次創新走上形成自主品牌的原創道路，從世界范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韓國已成為典范，即使在我國也不乏成功的范例。筆者曾參加過一次由上海市生產力經濟學會舉辦的在上海日立現場召開的“海立創新力”研討會，更是增加了對這一問題思索的底氣。以下是上海生產力經濟學會對“海立股份”自主創新成就客觀描述和評價：
上海海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依靠下屬的上海日立電器有限公司，通過企業創新力的不斷培育，成為擁有空調壓縮機領域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和相應市場份額的世界第三大空調壓縮機企業，全方位地實現了空調壓縮機產業從發達國家到中國的大轉移，提供了國內產業升級的一個成功范例。2005年，公司年產空調壓縮機超過1000萬臺，連續12年位于國內第一，目前居全球第三。更為重要的是：成功培育了該領域第一個中國馳名、世界具有一定影響、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空調壓縮機品牌——“海立”。
如果說在1997年以前，上海日立電器有限公司還僅僅是一個以引進跨國公司的技術和品牌為基礎的空調壓縮機加工制造基地，那么，隨著國家級壓縮機研發基地和“海立”品牌的確立，它就開始成為中國空調壓縮機產業的技術研發基地、海立品牌打造基地和世界市場營銷基地。從中不難發現，要盡快改變當前中國大部分工業開發區還是停留在國際跨國公司加工基地的現狀，必須強調引進外資過程中的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國際品牌的打造，逐漸停止單純作為外資加工基地的合資企業建立，這應該成為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項重要的國家戰略……
四、體制性突破
面對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問題，將關鍵性選擇與階段性設計緊密結合起來，使發展方式轉變既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又可產生符合國情的有序推進之效，此乃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科學要求，而這又依賴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性突破。對此，政府職能轉變必須做到“四個退出”。
所謂“四個退出”，是指地方政府階段性、遞進性退出的主要領域。即：一是退出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二是退出消費采購者身份（政府采購通過市場組織實現）；三是退出經營性投資主體地位；四是退出產業調節者角色等。目前，以上四種退出盡管總體上均不盡如人意，但相比較而言，第一、二種退出力度較大，并且在不斷深化和規范。第三種退出也在逐步推進。如國務院已頒布《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決定》，明確提出，政府投資主要用于關系國家安全和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即使是對投資項目的審批，也明確規定：對于企業不使用政府投資建設的項目，一律不再實行審批制，區別不同情況實行核準制和備案制。困難最大的是第四種退出，現在總體上還未提到議事日程。
客觀而言，這里也體現著階段性國情的種種制約。目前，若各級地方政府均退出產業調控極易導致經濟發展受到影響甚至衰退的后果。然而，也應該看到，不退的負面效應已開始顯現并正在擴大：一個管理幅度極為有限的鄉、鎮政府實際上無法把握產業發展的未來態勢，卻在制定和設計所謂的“十一五”、“十二五”規劃，而且重點是產業發展規劃。長此以往，政府如何能從直接控制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干預經濟活動中淡出，產生發展方式轉變的真實狀態？因此，從體制轉軌的目標看，地方政府的第四種退出具有根本的、標志性的功效，只有這樣，才能使政府真正走向“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科學發展軌道。為此，從我國現實出發，地方政府的第四種退出可先從發達地區開始嘗試。發達地區GDP增長壓力相對減緩，促進經濟增長更應注重從轉變發展方式，尤其是注重市場監管、社會服務上做文章，通過增長速度的“自律”，推進整個社會全面發展。與此同時，為全國范圍內政府職能轉變承擔先行示范的責任。這次國務院將上海浦東地區作為綜合試點先行區，其效果理應輻射到上海、長三角乃至全國各地。
著眼于未來，在地方政府完成“四個退出”的任務后，國家級的產業政策調節雖理應存在，但須真正體現在充分發揮市場基礎性調節功能之上的“四兩撥千斤”作用，使政府職能的轉變真正寓于發展方式轉變的科學化過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