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先富”之后政策應轉為逐步實現“共富”
時間：2011-10-31 12:53: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要克服和扭轉貧富差距擴大和兩極分化的趨勢，需要的政策轉向，不是什么將“國富優(yōu)先”轉變?yōu)椤懊窀粌?yōu)先”，而是明確宣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已經完成任務，今后要把這一政策轉變?yōu)橹鸩綄崿F“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過渡。
有人說，過去我們長期實行的是“國富優(yōu)先”而不是“民富優(yōu)先”的政策導向，造成現在我國“國富民窮”或“國富民不富”的現象。
我認為，有些學者和媒體把“國富”與“民富”并列且對立起來的提法，并不確切。就“國富”來說，經過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實力也就是“國富”確實大大增強了，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進入世界前兩位。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比過去有很大提高，但是人均GDP不到日本的1/10，仍列世界第100名之后，所以不能說人民已經很富。就“民富”來說，也不能簡單地講現在是“民不富”或“民窮”。部分人群已經很富很富。據估計，2009年我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數已達67萬戶，居世界第三；資產超十億美元的富豪人數僅次于美國，名列全球第二。但是大部分國民確實富得不夠，甚至很窮。所以，一方面內需不足，消費率低；一方面奢侈品市場熱銷，居世界第二。可見，國民有富有窮，不能一概而論，籠統地說什么“民窮”或“民不富”。
再說消費率低和內需不足的原因。這不是什么“國富優(yōu)先”、“民富滯后”的結果，而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多數群眾未能跟著走上“后富”，反而陷于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的結果。按照聯合國標準，人均每日收入一美元以下為絕對貧困，二美元以下為低收入。現在估計中國有1.5億人口的每日收入不足一美元，有四億多人每日收入再二美元以下。中國人民大學一位教授估算，城鄉(xiāng)合計每日收入二美元以下的人口達十億。這些人群收入低，買不起東西，才是消費率低和內需不足的主體。而居民之中另一部分，即特別富裕人士，看來不是提高消費率和擴大內需的主要對象。
過去從來沒有明確宣布過或者實行過什么“國富優(yōu)先”的政策，倒是明確宣布過并實行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如果說這也算是“民富優(yōu)先”，那也只是讓一部分人優(yōu)先富起來的政策。應當說，這一政策實行得非常成功。它導致中國經濟結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宏觀經濟上“國退民進”、“公退私進”的結果，使得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比重，由改革開放前的近乎為零，上升到現在已經超過65%。民營私有經濟的增長大大超過國有、公有經濟的事實，證明了我們這些年實際上實行的不是什么“國富優(yōu)先”，而是“民富優(yōu)先（當然是一部分‘民’）”的政策。當初宣布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時候，就曾提出“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口號。但是多年的實踐證明，“讓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標雖然在很短的歷史時期中迅速完成，但“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卻遲遲未能自動實現。在市場化、私有化的大浪淘沙下也不大可能實現。相反地隨著市場化、私有化的發(fā)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趨勢“自然出現”。
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實際進程表明，由于中國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財富來源路徑的特殊性，中國富豪積累財富時間超短。從事財富研究的胡潤曾說，在國外，掙一個億的財富要歷經15年，把一個億的財富變成十個億要歷經10年，而中國只要3年，比外國短很多。在中國，完成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任務所花的時間極短，而完成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任務卻遙遙無期。一些為財富、資本辯護的精英們常常以分配問題復雜為借口，預言需要等待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要大家忍耐再忍耐，這真是奇怪的邏輯！要知道，鄧小平早就多次要求適時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并警告說，兩極分化趨勢將導致改革失敗的危險后果。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最核心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兩極分化趨勢明顯。中心的問題不是什么“國富”與“民富”的矛盾，而是一部分國民先富、暴富與大部分國民不富或貧窮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轉貧富差距擴大和兩極分化的趨勢，需要的政策轉向，不是什么將“國富優(yōu)先”轉變?yōu)椤懊窀粌?yōu)先”，而是明確宣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已經完成任務，今后要把這一政策轉變?yōu)橹鸩綄崿F“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過渡。
應該說，把“國富”與“民富”對立和并提，是缺乏科學依據的。“國富”和“民富”之間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而是矛盾統一的關系。什么叫“國富”？嚴復最早翻譯亞當·斯密的The Wealth of Nation一書，中文譯名為《國富論》。斯密在這本書里不但討論了君主或政府（相當于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問題，也討論了工、農、商、子民（相當于國民）的收入和財富問題。后來郭大力、王亞南重譯此書，書名改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樣“國富”的含義就推廣為“國民的財富”了。可見，“The Wealth of Nation”的含義，可以是國家的財富，也可以是國民的財富。
斯密書中第五篇講君主或國家的收入時，討論了名目繁多的稅負的利弊，說明君主（政府）的收入和國民的收入并非一直是矛盾的。交給國家的收入多了，并不意味著國民的收入就減少了。因為君主和國家需要必要的費用，以保護和增加國民財富。《國富論》用大量篇幅論證了國家的三項基本職能，即保護社會、保護社會里的每一個人、建設公共事業(yè)和公共福利設施。如果我們把國家和政府所代表的統治階級利益和官員的揮霍浪費暫時存而不論，可以說，這大體上也是現代國家與國民、政府與人民之間財富與收入關系的寫照。
政府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或者所謂“宏觀稅負”問題，曾是“國富”與“民富”爭議中熱議的話題。目前我國宏觀稅負水平是不是過高，肯定的意見和否定的意見都有。現在以既包括納入一般預算管理的公共財政收入，又包括政府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等寬口徑或全口徑的政府收入來說，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標準，計算了中國全口徑政府收入占GDP之比，2007—2009年間約為31%，按IMF 2007年的計算，24個工業(yè)化國家實際宏觀稅負平均為45.3%，29個發(fā)展中國家實際平均稅負為35.5%。同這些實際數字比較，我國平均宏觀稅負大大低于工業(yè)化發(fā)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與發(fā)展中國家相比也不過高。根據國際經驗，隨著生產力向發(fā)達水平發(fā)展，以及政府承擔的社會民生、公共福利和收入再分配等任務越來越重，我國政府收入占GDP之比或所謂宏觀稅負水平，還有繼續(xù)提升的必要和空間。
目前我國的宏觀稅負問題，主要并不在于政府收入占比的高低，而在于財政收支結構是否合理，是否能夠通過政府財政收支的運作，一方面實現“國富”與“民富”的良性交融，一方面推動“民富”中的“先富”向“共富”的轉化。目前我國國家財政收支結構上的主要問題之一，在于財政收入的負擔偏向由中低收入者或勞動階層來承擔，而在財政支出的使用上，則用于社會民生和公共福利方面的開支偏低。
如果像一些人士所說，我國宏觀稅負過高，那也只是對中低收入的勞動階層負擔偏重，而他們應當得到的補償或該分享的社會福利卻顯不足；以資本和財產所得為主的富裕階層的財富收入，則大都游離于國家財政稅收調節(jié)的國民收入再分配過程之外。這種逆向調節(jié)的機制，只能助長貧富差距的擴大，迫切需要扭轉。在財政收入方面，要提高直接稅收的比重，降低間接稅收的比重；在直接稅方面，要提高資本財產與非勞動所得的稅負，考慮家庭負擔，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所得稅負；要開征遺產稅、贈與稅等財產稅種。在財政支出方面，要厲行節(jié)約，大力減少行政費用占比，增大社會民生、公共福利、再分配轉移支付占比，等等。這些主張集中起來就是要國家財政重回“調節(jié)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這一方面的職責，問題在于決策決心和實施步驟，需要抓緊進行。
應當指出，縮小貧富差距，扭轉兩級分化趨勢，不能單純靠國家財政調節(jié)手段。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甚多，如城鄉(xiāng)差距、地區(qū)不平衡、行業(yè)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jié)滯后等等，必須一一應對。但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決定分配制，財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財產占有上的差別，才是收入差別最大的影響因素。30多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結構上和財產關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財富積累迅速集中于少數私人，才是最根本的。
在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縮小貧富差距時，人們往往從分配領域本身著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著手，完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需要加大力度繼續(xù)做好。但是，僅僅就分配談分配，僅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還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還需要從所有制結構上直面這一問題，需要從強化公有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著手，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是調整“國富”同“民富”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鄧小平同志強調，“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他又說，“基本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堅持歸公有”，就“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這是非常深刻的論斷。
這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容許私人產權的發(fā)展，容許非勞動要素（主要是資本）參加分配，但這一切的前提，只能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只要保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貧富差距就不會惡性發(fā)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最終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否則，兩級分化、社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