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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時期以來，從制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等法規，到下發嚴格征地拆遷管理工作的“緊急通知”，再到部署對違法征地拆遷案件的督查工作，黨和政府連出重拳，體現了堅決制止違法征地強拆、維護群眾利益的決心。

　　然而，吉林長春朝陽區違法強拆致人死亡案、遼寧盤錦興隆臺區違法強拆引發傷人案、湖南株洲云龍示范區強拆致農民汪家正自焚死亡案……有關部委近期查處的六起強拆致人傷亡案表明，一些地方的強拆沖動，并不會因某部法律的頒布徹底消弭，必須祭出更嚴厲的手段。

　　強拆悲劇大多有權力主導的因素，即便商業拆遷，也往往有錢依權勢、權縱錢膽的“利益同盟”。其背后，則是“權大于法”的拆遷思維。這也是為何法律禁止“行政強拆”后，依然有一些地方政府鋌而走險。故而，對違法強拆，除了加大監督問責力度，更要強化司法作用。法院要對政府的強拆申請嚴格審查，對“違法強拆”勇敢說“不”；各級黨委也要為法院工作創造條件，使其有底氣說“不”。

　　征地拆遷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一些地方的拆遷之所以成為“火藥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群眾工作不到位，方法簡單，甚至以強迫、威脅等方式對待被拆遷群眾，致使矛盾不斷激化。毛澤東曾說過：“有許多時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愿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群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愿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那些急不可耐的拆遷者，可曾有過這樣的感情和耐心？

　　中國的城市化是一個大趨勢。在這一“除舊布新”的過程中，我們理解地方治理者的不易與艱難，但更不能忘記為什么而出發、為了誰而發展。在拆遷過程中，倘若政府自己都不遵守法律，又如何引導群眾在法律框架下表達訴求？倘若連個體公民的合法權益都得不到維護，所謂的“公共利益”又如何取信于民？

　　當一些地方以斷水斷電斷路等方式強迫搬遷時，也有一些地方在積極探索拆遷補償的利民新機制；當一些地方深夜偷襲民宅搞強拆時，也有一些地方正在推行陽光征收維護農民利益；當一些地方的拆遷推土機與燃燒瓶對峙時，也有一些地方在強調“先安置后搬遷、先補償后拆遷”……不同拆遷行為的背后，實則是執政能力的差距。從這個意義上看，在拆遷中能否正確處理發展經濟、維護穩定、保護群眾利益的關系，能否實現依法、文明、和諧征地拆遷，是一個地方治理水平的分水嶺，決定著領導干部是否有資格“為人民服務”。

　　也正如此，對那些默許縱容、甚至親自批準“違法強拆”的領導干部，需要堅決依法嚴肅問責，使“禁止違法強拆”這根紅線，成為“高壓線”，成為黨和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