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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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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聯合早報》22日刊出評論說，過去的30年是中國執政黨為民族崛起做出極大貢獻的30年；但是在此期間，貪腐之風在官員中蔓延，導致了信任危機。從長遠來看，需要建立反制腐敗的三道防線，即制度防線、文化防線和法制防線。構筑好三道防線，加上成功領導中國的社會與經濟發展，信任危機就可以解除。
文章摘編如下：
過去的30年是中國執政黨為民族崛起做出極大貢獻的30年；但是在此期間，貪腐之風在官員中蔓延，導致了信任危機。消除這個危機，不僅對執政黨，而且對中國的整體利益，都已變得至關重要。
怎樣才能消除這一危機呢？筆者認為，從長遠來看，需要建立反制腐敗的三道防線，即制度防線、文化防線和法制防線。
懲戒貪官污吏只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后手段，有效地防止官員走上貪腐之路才是最佳解決問題之道。建立前面所說的三道防線，應可幫助中國解決這個更為根本的問題。
以制度防線而論，首先，中國可以考慮對公務員(尤其是各級官員)設置大體制內部的獨立監督制度。可供選擇的具體做法之一，是在上一級黨委(如某一省的省委)的領導之下，以轄內每一個行政區塊(如該省所屬各市縣)的人民代表大會為主體，設立訪評工作組，去另外一個地區專職履行異地訪評監督之責。由于訪評工作組成員與訪評對象沒有直接的利益關聯，而且在職務、收入等核心利益上不受訪評對象地區的政府或黨委制約，只對民眾和上一級黨委負責，因而能夠比較容易地保持獨立性。訪評監督可以專門針對資源與行政控制(如水、電、土地、執照和業務標準的控制)、機會分配(如工程項目的分配)、行政經費開支、首長小金庫、信訪處理和政府部門的工作作風等幾個方面，進行調查、評審。每年評議一次。
其次，為了防止評議對象與評議工作組成員之間進行交易，導致這一監督制度的流產，還要設立體制外的監督參與制度，由公眾推選獨立代表，參與人代會評議工作組的調查、評議。再其次，為了防止社會公眾的公推代表遭到控制或收買，還要設立評議結果的透明公示制度，在專門網站上向社會大眾公布評議結果，接受公眾監督。
嚴格的監督和透明的公示制度可以使貪腐無以遁形，對懷有貪腐之心的人形成難以抗拒的威懾力。
在文化層面，中國需要針對廉政為民，對全體公務員進行一次深入的理性、公德、職業倫理和國法與黨紀教育。因為貪腐而身陷囹圄或送掉一條命，當然談不上理性。如果公務員能夠自覺地用理性、公德和職業倫理去指導、約束自己的行為，即使沒有前面所說的多重監督制度，也一定不會陷入貪腐的泥坑。因而，在文化心理層面建構起堅固的反腐防線是最重要的。西方發達社會的廉政，其決定性保障因素便是公務員的理性與職業倫理，其次才是懲治貪腐行為的法制制度。
中國面臨典型的“囚徒困境”
官員的貪腐，在多數的具體個案中都會涉及行賄者一方。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行賄者，就沒有受賄者，就如同認為沒有受賄者就沒有行賄者一樣。一個巴掌拍不響。賄賂者主要有三類，一是通過行賄去獲取其他人得不到的資源、機會或地位；二是通過行賄，使自己、家人或親友獲得法律不允許的減刑、減罰；三是通過行賄使自己能夠得到本來就應該得到的某些待遇(如資源、機會、升職)。
第一、二兩種行賄，目標和手段都是錯誤的。但是在許多人的眼里，他們的行為是聰明的，被稱之為“鋪路”；但實際上，恰恰是因為有太多的人希望通過鋪路去獲取不公正的特權，才會大大助長貪腐之風的蔓延，而且使正直的人常常因為拒絕鋪路而辦不成事，結果也可能被迫行賄，并且因此而導致更多的官員陷入貪腐陷阱。于是在便出現了一個行賄和受賄普遍存在的局面，一個辦事成本不應該如此之高的局面，一個帶來普遍不公正和令人挫傷、憤怒的局面，一種在發達社會里不存在的局面。最終每一個人都變成了受害者。這是中國面臨的一種典型的“囚徒困境”實驗所揭示的困境。
在中國，產生所謂“囚徒困境”的囚徒心態不僅反映在官場的行賄和受賄之中，在個人謀職、子女就學、看病求醫、購買房屋等方方面面，都有普遍而又顯著的表現。它的廣泛存在是貪腐之風得以蔓延的社會心理基礎。因而，從最深層的意義上講，為了根除貪腐之風，中國有必要進行普遍性的大理性啟蒙教育，讓中國在文化心理層面走出“囚徒困境”。
第三道防線是把懲治貪官污吏制度化，對貪官污吏保持恒常不變的高度壓力，而且要注意：整肅貪官就像對付其他犯罪行為那樣，有貪必反，而不是十人貪腐一人受罰，才能產生強大的法制震懾力。
文化防線最重要，缺乏堅實的文化防線才會顯示出制度防線的價值，而制度防線失守，法制防線才會派上用場。同時構筑好三道防線，加上成功領導中國的社會與經濟發展，中共的信任危機就可以解除，中國的前途就會充滿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