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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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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預示著“十二五”時期中國的改革攻堅步伐將明顯加快，國家將更加注重社會的發展。“十二五”時期我國正進入一個矛盾凸顯期，社會建設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課題，您認為當前我國的社會建設在新時期面臨哪些新問題和新趨勢呢？
連玉明：首先是新的社會需求。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和社會信息化四種力量正在直接或間接地改變和影響著人的生活方式，對傳統的社會管理、社會服務提出新的、更高層次的要求。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改變，社會需求呈現多元化狀態，政府難以繼續試圖向社會提供單一性服務來滿足這些需求。
其次是新的社會矛盾。改革開放豐碩成果的背后隱藏著復雜多變的問題、困難和矛盾。特別是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逼近社會容忍線；社會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通貨膨脹、社會分配不公、貪污腐敗現象嚴重；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群體性事件和惡性事件增多、官民沖突現象加劇，這些新的社會矛盾極易轉化為新的社會沖突并且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最后是新的社會現象。政府職能還存在著缺位、越位、錯位現象，導致經濟和社會領域產生一些新現象。比如，政府的社會管控領域不斷擴大，但對新技術、新媒體、新輿論的沖擊卻無所適從；政府的主導作用不斷加強，但社會組織的弱勢地位卻難以改變；政府的公共服務不斷深化，但服務水平、服務質量、服務能力與群眾的新需求仍有一定差距；政府服務和社會管理不斷創新，但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的難度卻不斷加大；政府的服務和管理機構不斷擴張，但社區自治功能卻日趨減弱等等，這些新的社會現象都對社會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
政黨只有切實解決民生問題,才能贏得民心
記者：面對當今出現的新的社會需求、社會矛盾和社會現象，應該把社會建設作為重大戰略任務提出來并且著力解決，那么社會建設對于保持國家長治久安以及促進我國社會發展和人民安康幸福有什么樣的重大意義呢？
連玉明：第一，更加重視社會建設是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必然要求。社會管理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社會成員的生存和發展所面臨的各種社會障礙，并向他們提供福利保障、安全保障、平等機會和選擇自由等。進而增進公民的自由、權利和福利。
第二，更加重視社會建設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必然要求。社會管理是為了解決“市場失靈”而產生的。市場機制本身以追求效率見長，企業根據人們的能力、貢獻來進行初次分配，因此可能會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并且無法對缺乏購買力和勞動能力的低收人群體、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的生存和發展需求做出回應，因此無法達成公平正義的目標。社會管理應運而生，通過提供各種基本的社會公共服務，重點滿足各種困難群體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第三，更加重視社會建設是促進社會和諧的必然要求。社會管理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維護社會秩序。政府通過制定和實施社會政策，調節收入分配，實行轉移支付，可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減少利益沖突。同時通過鼓勵發展慈善事業，使高收入人群通過慈善捐贈、義工等多種方式奉獻愛心。關心幫助困難群體，有助于增強社會凝聚力，化解社會對立情緒。
第四，更加重視社會建設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根本途徑。執政能力建設問題已經成為世界政黨政治的一個重大問題。歷史和國際經驗證明,一個政黨只有切實解決關系民生的社會問題,才能贏得民心,鞏固執政地位,否則便會失去民心動搖執政基礎。
社會建設，治理模式應以社會公正為核心
記者：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更加注重以人為本，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人的全面發展。但是從社會現實來看，改革開放的成果更多地被少數人所壟斷，政府如何才能真正實現發展成果讓人民共享？
連玉明：社會建設創新的關鍵在于構建以社會公正為核心的現代社會治理模式。社會公正的本質就是讓更多的人共享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要實現社會公正就要通過社會建設推動政府轉型，實現三個轉型目標。
從“善政”到“善治”的轉型。從一個好的政府轉變為一種好的治理模式。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和干預內容。這包括干預的范圍應當縮小，從“無所不管”轉向“有限領域”，從“過度干預”轉向“適度干預”，從公共服務的“缺少干預”轉向“加強干預”；干預手段要轉變，從計劃、行政手段為主轉向經濟、法律手段為主，從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干預由基于“人治”轉向“法治”，干預本身也要接受法律監督和法律制約；提高干預的有效性，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積極應對各類挑戰；提高干預的透明度，減少干預過程中的“尋租”現象。
從“發展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的轉型。把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改善民生和維護社會公正上。從經濟層面上說，政府存在是為了糾正“市場失靈”，確保市場競爭的有效性。政府不應該直接作為微觀經濟主體參與市場競爭或者壟斷特權與民爭利；從政治層面上說，政府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政府要確保為社會各階層，包括弱勢群體提供一個安全、平等和民主的制度環境；從社會層面上說，政府要從社會長遠發展出發，提供穩定的就業、義務教育和社會保障，調節貧富差距，打擊違法犯罪等，確保社會健康發展。
從“大政府”到“大社會”的轉型。依法限制政府權力，不斷擴大公眾參與，實現“社會共同治理”。在政治層面上，要確保國家與社會相對應的政治地位。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應該確保兩者獨立且對應的社會地位。共同治理中的另一個主體是社會，包括各種社會組織和市場組織，他們既是政府和人民群眾之間互相聯系的橋梁，又是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中的重要主體。實現政府與社會管理的分離，其根本途徑就是發展壯大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其溝通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各種關系的作用，推動社會經濟的良性循環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