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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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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鄉土城市
在“地球村”不到30平米的會議室中，擺放著很多獎杯、獎狀，讓人很深切地感覺到這么多年來，廖曉義對環保事業的執著與取得的可喜成就。見到廖曉義本人，很瘦弱，很疲憊，但是面對我們時，循循善誘，親切感十足。
談到城市化，廖曉義說，“不能用一個單一的模子來切割現實，城市化是多樣化的，如果把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途徑限于既有的單一城市化方向上，這條路必然遇到人口和環境的乃至社會的制約。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傳統的農耕文明大國來說，照搬西方城邦文明或商業文明的城市化路徑，是非常困難的。中國人幾千年的生存智慧，可以找新的城市化路徑。”
鑒于此，廖曉義大膽提出一個新概念：鄉土型城市化道路。她直言，要走好這條道路，需解決五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鄉村規劃，包括村落、農場、書院、醫館和集市以及自然山水這樣一個自生自洽的復合生態系統，是一個復合型生存空間，村落按照自然人文的方式聚集或者“漂積”，并不要求一個整齊劃一的排列；其次是基礎建設，鄉村的基礎設施不同于城市的基礎設施，在“三通”，即通水、通電、通路的基礎上，還要注重鄉村公共空間包括公共建筑的建設，保證村民的公共活動場所，也包括信息化建設水平，用現代的信息集約替代了過去常規城市化的空間集約，讓農民足不出戶就可以實現購銷、遠程教育、遠程治療等等，第三是社會生態，既保存熟人社會的鄉土特質同時又具有科技時代的現代氣息，營造現代社會所失落的“家”的感覺，即獨立個體之間彼此相識、互補共生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氛圍；第四是公共服務，包括社會、經濟、文化、養生、環保各個方面，公民一方面享受著來自黨政系統的大服務，又營造著社會系統提供的自服務；第五是民生指數或者說經濟水平。她特別強調，鄉村的民生指數不能和城市一刀切，也不能只計算收入水平，還要計算人均環境資源的份額，人均公共空間的分享，空氣質量如何，生態多樣性的狀態等等，還有鄉村的鄉親鄉情等，如果以GDP計算，民生指數應該包含環境GDP，文化GDP和幸福GDP，鄉村在很多方面比城市要富足。這樣的鄉村，本身就體現了城市文明的優勢，又保存了鄉村文明的精華，還避免了西方常規城市化與生俱來的城市病，如果我們的鄉村做到了以上幾條，就可以向世界宣告，中國闖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即鄉土型城市化道路。
創新公共服務
廖曉義坦言，要走鄉土型城市化道路，并非是一件易事，尤其是鄉村公共服務這一塊。經過多年的新農村建設，我國很多鄉村在硬件建設、信息平臺的搭建，以及惠農政策的產業扶植等方面，已經越來越完善。但很多地方的軟件建設特別是公共服務還跟不上。然而，她作為巫溪樂和家園的一名參與者和觀察者，頗為欣慰地看到巫溪縣委政府和巫溪的民眾在鄉村公共服務方面的探索和創新。
首先是黨政系統的主導。巫溪縣委政府創建了一個大群眾工作體系，通過群眾工作部的民眾聯絡、民意調查、民眾服務三個中心和縣、鎮、村的三級網絡，行使“整合群眾工作資源、聯系和管理社會組織、解決熱點難點問題、督查群眾工作落實和調研政策方法”五項職能；通過網格化覆蓋等，讓黨政干部走進鄉村走進社區，不僅提高了黨政部門的公共服務效率，而且讓這種服務成為人對人的靠近，人心對人心的貼近。在執行服務民眾職能的同時，也履行了引導民眾的職責，讓民眾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走上生態文明的軌道，取得了讓百姓快樂，促社會和諧的“樂和”實效。
與黨政系統主導相應的是社會系統的協同。從經濟、文教到環保、醫衛等等的公共服務是一個繁雜冗沉的任務，只靠黨政部門是難以獨擔的，尤其在地域廣袤、人口分散的鄉村。巫溪縣委群工部在培育和管理社會組織方面做出了可貴的探索，樂和協會作為一種互助型、服務性、公益性的群眾組織，作為村委會的輔助性協同性組織，在村支兩委的領導和安排下分擔了公共服務的重任，比如公共區域的垃圾管理，比如孤寡老人的關照和留守兒童的照顧，比如壩壩舞、養生操等文體活動的協調等等。樂和代表們在義務分擔公共服務的同時，倡導了一種自力自強的鄉村文化，引導村民在享受公共服務權利的時侯，不忘履行公益公心的責任，被服務的同時培養自服務的能力，遏制了在享受公共服務之中的某種可能滋生的貪欲和抱怨；對于村支兩委來說，樂和代表們分擔了工作壓力，加強了群眾監督，也為村支兩委輸送了公共服務的人才。
在社會系統的公共服務功能中，社工組織也是黨政的另一支助力。社區工作者的身份不是村官，而是“村干“——鄉村干事。在黨政領導下的社工組織首先可以解決部分大學生就業的問題，并且讓大學生在鄉村工作中得到鍛煉，提高工作能力，其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協同政府解決新農村建設中的軟件建設這個大課題，第三可以引進城市資源和幫助市場對接，推動以人為本的城鄉統籌，第四還可以作為一道防火墻，協助政府監督惠民政策的落實。廖曉義建言基層政府應加強與鄉村和大學，特別是有社工專業的大學的合作，在村級活動站建立更多的社工站以及鄉村社工的長效機制，吸納更多的大學生和具有鄉土情結的人們走進鄉村，通過加強對于社工組織的培育和管理，把鄉村的公共服務做得更細更好。“這種城市社工組織下鄉、走以人為本的城鄉統籌新路，也是一種創新。一種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創新。”廖曉義強調說。
回歸鄉村建設
談及為什么這些年致力于鄉村建設，廖曉義說，因為生態文明的希望在鄉村。她做了這么多年的環保，覺得跟著西方走的環保路是有缺陷的。黨的17大報告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給了她很多的鼓舞，她覺得要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為生態文明的落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5.12地震之后，懷抱著一腔熱忱的廖曉義到了四川大坪村。
四川彭州通濟鎮大坪村是一個有著二百多家農戶的山村，位于龍門山脈南段一座海拔1600米的大坪山，在5.12汶川大地震中80%以上的房屋損毀。兩年的時間里，廖曉義和她的團隊在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為主導的公益基金資助和各級政府的支持下，在生態民居的義工設計師劉加平這樣一些愛心人士的幫助下，和村民們一起，在廢墟上建起了一個被稱為“樂和家園”的生態村莊。它包括由生態建筑、沼氣、污水處理池和垃圾分類設施組成的生態環境管理，以及養生館、生態小農場和繡坊，由村民組成的生態協會和一系列的生態倫理教化活動。
2010年6月，她回到祖籍重慶巫溪縣，受縣委政府之邀參與巫溪樂和家園建設。她說：“能為家鄉做些事，感到很幸福。中國式公益講究鄉親鄉情回饋鄉里，中國式環保注重從生態文明的整體來解決環境問題。我覺得巫溪縣委政府主導的樂和家園建設，就是在實施生態文明的國家戰略”。她強調，“生態文明”并不只是一個狹義的環保概念，而包括了生態社會建制、生態經濟發展、生態保健養生、生態倫理教化和生態環境管理五大系統的文明模式，這樣的新文明模式的最初生長地必然是在有著五千年生態智慧的中國，而且是鄉土生態文化尚存的中國鄉村。
“不管文明走了多遠，鄉村都是人類的母體。從中國鄉村開始的生態文明，可能為我們自己，也為這個處于文明危機的世界，另辟一條生路”。
